暗黄的纸上，一些当年竖版排列的文字还依稀可辨，有些地方则因年代的久远，发黑发枯，像燃烧过后灰烬的颜色。而在右下端欲卷未卷的一角像是厚重的幕布，帷幕之后是一个个民国时期历史人物淡远模糊的身影和面庞。这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封面，先且不论里面的文字和搜列的民国人物，单看这个封面，就足以勾人怀想那
冯友兰、赵元任、顾维钧、卢作孚、梅贻琦、马寅初、张季鸾、邵飘萍……这串长长的名单唤起我们对近代史上那些先贤大家的向往和渴慕。他们的性情风骨和人格情怀在徐百柯的笔下也熠熠生辉，摇曳纸上。冯友兰是国学大家，近年来对其的著作也多有介绍出版，朋辈师友和家人的回忆文章亦所见颇多。但此书中徐对冯氏的“钩沉”则是从“两束雄文，一抹背影”切入，说的是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此举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冯文的实效如何未见历史记录，但后人得见此等雄文，的确如徐在文中说的令人“拍案叫绝”了。
像这等显示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在另一个同样声名卓巨的大学者容庚那里，徐百柯选取了这位文字学家、收藏家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的风潮中，面对前来说项劝服者回敬“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的名言故事。容氏当时的义形于色和铮铮铁骨今日我们在文字里读来仍是栩栩如生，音貌宛然。
很多人将民国时期的那些人物比作《世说新语》的那些魏晋时的人物，诚然，他们的狂狷耿介、任性放诞、随性自如的可爱个性都体现出他们相似的精神特质和内涵。且看刘文典教授讲课是如何的不拘常规：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文选》），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试想在月白风清的良夜，学生们围成一圈，而先生端坐其间朗朗谈来……此情此景，该是何等的风雅和美好！无怪乎钱理群先生将之称为“最迷人的课”了。
除了这些为人所知甚多的文史大家之外，徐百柯还选取了一些其他领域中的佼佼者，如有着中国考古学之父美誉的李济，生前身后都孤寂的大法官梅汝?，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蔡公时，等等。这些人曾在历史的当年叱咤风云，为民生造福，为学界开辟新路，总之是为国为民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顾在所不惜。
回望那个时代和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物，我们不禁要对那些先辈生出怅惘的想望，但同时，我们又希望藉着这回望，让那些大师的美好人格力量生发出其源头活水般的泊泊之力，成为人们不竭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民国那些人》,徐百柯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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