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山》是李杨继《盲井》之后的第二部长片。两部影片均以“盲”字作题眼，并非偶然，抑或刻意地以一种N部曲的取名方式来获得商业上的更多关注目光。李杨对“盲”有着自己的解释：“‘亡’字加‘目’
《盲山》最核心的戏剧冲突就是“逃”和“关”的对立――关押者和被关押者之间的多重角力，这在一些“越狱”题材的影视作品里屡屡可见。白雪梅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监狱”――人身自由受到强制性的外在限制。《盲山》的整个叙事沿袭了商业类型电影的一些模式，白雪梅几次不同方式的“逃跑”紧张得扣人心弦，且在心理层面上一步步让观者与白雪梅达成情感认同；与此同时，《盲山》还具有浓郁的纪录片式的纪实风格，这通过影片的置景、摄影、声音诸多技术层面得以体现。由此，对本片的“看”大体上可以分为“表层”和“深层”两方面。观者可以简单地消费一个变了种的“越狱”故事，但也可以通过一些隐身在故事后面的元素，更深地潜入到主创者的内心，获知一些影片中的导演的深层诉求。――“这个电影不是谈买卖的问题，是探讨为什么被卖了以后她逃不出去……”（李杨语）
“被贩卖、被关押，被殴打、被强奸最后被迫生育”这一系列的命运凸显出白雪梅的生存空间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封闭（因大山而与外界隔绝，没有现代化的设施），更在社会意义上自成为一个外界无法渗入的密闭体系。在片中，买妻是天经地义的“合法”交易。白雪梅逃跑，一帮村民自发地帮助白雪梅的“丈夫”黄德贵把她抓回去；当警察来解救白雪梅时，村民们更是集体围堵，公然抗法。这无疑说明，外界的法律并不适用于这个小山村，买妻在这里也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经年沿袭的集体行为。白雪梅的悲惨遭遇，比较容易获取观者的同情与怜悯，而把村民推到“被审判者”的一方。在这些村民身上，烙着牢不可破的“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还屡屡做着家庭暴力、非法拘禁，私自拦截私人信件这样的不法之事；然而，这些施害者在另一层面上同样称得上是受害者。经济的落后、收入的低微严重困扰着这些村民――买媳妇的7000块，40多岁的光棍攒了十几年，因此，当警察要救白雪梅走的时候，黄德贵的老母把身子横躺在警车前，不出钱就不让人走。道德的崩溃最容易在底层泛化，因为他们要面临的是更直接更残酷的生存问题。这种境况，在影片中不止一次地被拎出来，比如在白雪梅割腕自杀后，黄德贵在医院里说的那句“这狗日的药现在咋卖这么贵呢”……这些细节游离于主体叙事之外，它们的出现必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它们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与道德背后的一些盲点。
而站在“文明”一面的女大学生白雪梅，为什么如此轻易如此荒谬地就听信了人贩子的谎言，结果被卖到小山村，这难道不是一种隐藏的讽刺？为了获得身体的自由，却不得不几次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获取逃出山村的机会，这不是一种悖谬?小山村文化水平最高的是黄德贵的表弟黄德诚，一个教书匠。然而就是他，对白雪梅作出了美丽而虚幻的承诺，答应帮她逃出山村，而其实他只是为了得到白雪梅的身体。“我叫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在姓名的设置上你已可以窥出导演反讽的态度。
《盲山》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些并不显眼，容易被“放过”的东西。影片中提示故事的发生年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拍一些十几年前社会的负面，意义何在？这样的处理是否有“过时”的嫌疑？接下去，在影片中，“中国电信”双C版的标志以及角色所穿的鞋子，都非那个年代的产物，你可以指出这些是“穿帮”镜头，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它们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时间罅隙间的冲突”带出的问题与思考――这些拐卖妇女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在今时今日已经绝迹？
影片最后，被解救成功的白雪梅坐在往前急驶的警车内，头却伸出车窗外，向后一直望着村子的方向，脸部茫然……这反向的动作是对解救行为的复杂效果的一种外化，也许解救她们身体容易，但是被迫分离了的孩子和亲情，重回外部空间后面临的异样目光，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这些不都是被拐妇女不能承受之痛？
这种结局，与其说是创作者的艺术选择，不如说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李杨自己说：“社会现状的改变是政府、每个人一起做的事情。电影是不能改变的，希望电影带来的不仅仅是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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