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辞世的医生陈存仁是成名于民国时期的老中医，陆小曼、杜月笙等都曾求治于他，他的诊所在满仓开业时，费穆、白沉、王人美、鲍方、王丹凤等众多电影界名人前去道贺……在《我
的医务生涯》中，他于回忆自己的从医经历时，也讲述了不少吸引人的名人医事。
陆小曼看病“记账”
粤籍巨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际花。由她的介绍，我才为徐志摩的情人陆小曼诊病。陆小曼患的是严重的胃病，剧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状，经我诊治后渐渐痊愈。当时座中有一位世家子弟，叫做翁瑞午，以推拿术治她的疾病。徐志摩只求医好陆小曼的病，亦乐与结交，翁便成了徐宅的常客，常为小曼推拿筋骨，且劝小曼试吸鸦片成瘾，翁替她烧烟泡，一榻横陈，殷勤侍候，徐志摩泰然不以为意。小曼偶逢拮据，翁即尽力供应无缺，更博得小曼欢心。后来徐志摩由沪飞平，在山东境内飞机遇雾撞山，机毁人亡，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
徐志摩遇难后，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翁尽量满足小曼的物质生活享受欲，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出售以应。日寇时攻上海，洋场顿呈萧条景况，生计渐趋艰难，小曼请我出诊，只说“记账”两字，即不付一钱。小曼并将徐志摩所写《爱眉小札》与《志摩日记》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换取金钱过活。她在此极端困难中，鸦片已经吸不起了。此时陆小曼被恶劣环境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神衰颓，大非当年徐悲鸿为她写生的光景了！
1949年后，两人生计全仗翁瑞午香港亲友汇款接济，翁且另外结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因女学生尚未成年，但已相恋成孕，因此翁被判入狱。陆小曼入中国书院为画师，又不愿做翁瑞午的家属，只能将翁瑞午放弃，上海人乃戏称之为“陆放翁”。
哈同长子借钱赠地
尽管我的病家阶层逐渐提高，但对平民阶级，我还是尽力服务。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极简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这个消息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鲍威亨所知。从前的东主对工人照拂周至，工人有了病，常去探望，送钱送米，有时还同太太一起去。鲍太太有一个女儿，嫁给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华裔长子罗友兰。一次罗友兰患了相当严重的病，鲍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园去看他。罗氏患的是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我竭力为之调治，使他终于恢复了健康。接着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极端信赖中医的，也请我去看。久之我就成为他家的医药顾问，还有他家五个华裔义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诊治。
哈同是英籍，在抗战时期已过世，日军将他们的财产一并冻结，每一房每月给予生活费军票一千元，因为他们都是华籍，所以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后来，罗友兰和我成为好友，他每次请客，我都在被邀请之列，后来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劣，经常向我借钱周转，我从不推却。又有一次他患上了伤寒重症，我又为他治愈了。等到日本人投降，经过了好多波折，才实行分产。分产的办法是照战前的旧价，分给各房。罗友兰分到大陆商场、慈惠南里及宏伟无比的迦陵大厦一座。各房所得价值参差不等，就将整个哈同花园划成数十方，作为调整相差之数。
但是产业转移之时，纸币月月跌，日日跌，迦陵大厦的房租，依照合约所收到的房租，每户的租金只能换到几盒火柴。因此罗友兰对我说：“我虽是富翁，却要饿死在米桶边了，我从前欠你的钱，现在已无法计算，我唯有将分到的花园中空地两块之一，一边沿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边沿哈同路（今铜仁路），好到不能再好，送给你，你可以造一间上海伤寒病院。”我欣然接纳，立刻请建筑师画图样，连招牌也请青山农黄葆戌先生写好，而且将积储所得银三十万两，准备兴工，幸而眼看时局形势有些不妥，几经拖延，终于未造，才得保留现资，否则，我逃难到香港都没有资格。
再说，从前上海富商，对医生的馈赠都很阔绰，如薛文元为盛杏荪之妻庄太夫人治病甚久，后来庄太夫人逝世，遗嘱上写明赠予薛文元坐落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的小洋房一幢。陆士谔为颜料巨商某夫人治病，遗嘱也送他一幢房子。罗友兰送我空地，也沿用此例，这是不足为奇的。
袁雪芬半生多病
那时候，上海演越剧的场子不多，地方都很狭小。越剧中当时较为有名的演员，老一辈的有施银花、王杏花、赵瑞花等，后一辈的有姚水娟、筱丹桂、傅全香等，后起之秀有马樟花、袁雪芬二人。
与袁雪芬一同演出的越剧小生马樟花，结婚后不久突然死亡，而袁雪芬又因日夜演出两场，由开场演到完场，因而常常发热。我去为她看病，都是到后台去看，常见她穿了戏装躺在衣箱上。我诊过脉后，觉得她屡次发热，实在是肺病的潮热，非长期休息疗养不可。我便将这个情形告诉陈万运，他也觉得极端困难，说是“慢慢再想办法”。果然过了四五天，袁雪芬竟吐起血来。那时节陈万运便着慌起来，因为那时我住在白克路崇敬新村，旁边恰巧是三友实业社高级职员宿舍，于是就把宿舍二楼改为袁雪芬的疗养之所，我每天早晚去诊视一次。
三友实业社与各电台包下的时间很多，在袁雪芬不能登台期间，就约定一位唐小姐去顶档。这位唐小姐名叫唐霞辉，口齿特别伶俐，声音具有磁性，专门在话筒中解答听众的问病信，每天总有七八十封。我介绍两位医友预先拟定答复稿件，经过唐小姐莺声呖呖的答复，倒也轰动一时。特别是有一位听众，要求她读一篇《桃花源记》，那时节的人，都熟读《古文观止》，听了唐小姐的朗诵，觉得过瘾得很，如是者又造成了一位“播音皇后”。
疗养了一个月后，袁雪芬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屡次要求再度登台。我就带她到虹桥疗养院去照X光，结果照出她的肺尖部位还有两点黑影。于是她又继续请我医治。两年后再去照X光，黑影也已钙化。我说：“现在你可以登台了。”陈万运听到这个消息大悦，着令编剧的人，另外编出新戏。我就介绍名小说家包天笑先生的旧作《一缕麻》。陈万运看了剧本，认为太过文艺化，不能号召。倒是一个开药材铺的沈先生，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老剧本改为越剧，陈万运表示这部戏好极了，并且把剧本交给我说：“你看有什么地方要修改或增加。”我说：“这我可是外行。”陈万运再三要我改，我才把剧本看了一遍，觉得其中“梁哥哥”三字，在绍兴人口中念出时有些刺耳，就把它改为“梁兄”。不料经这一改，这段剧词竟十分动听，许多迷上越剧的太太们都能朗朗上口。
本文摘自《我的医务生涯》，陈存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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