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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与《九三年》

2007-12-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张晴滟 我有话说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改编自雨果同名小说的音乐剧《悲惨世界》(1985)在伦敦西区的Palace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剧中最为动人的一幕,是起义失败之后,马吕斯想象自己回到了熟悉的ABC咖啡馆:

我心伤悲,有口难张;我心哀痛,如泣如觞。空落的桌、空落的椅,

战友或已倒毙或已逃亡;此地革命口号曾经激越高昂,烈焰曾经旋转飞扬;明日的歌曲曾经激荡,如今歌声已逝,明日终于消亡。

轰轰烈烈的街垒战失败了,革命者该以怎样的姿态活下去?19世纪的雨果无法看到百年之后的世界。在剧的末尾,在ABC咖啡馆听到过的革命旋律再次响起,但歌词却变了。它号召“向往光明的人们”,而在安灼拉的口中,那曾是“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走出街垒,走进“上帝的花园”。但在现实生活中,戏剧并未结束,大幕一次又一次被拉开,土伦港的囚徒们又开始了苦难的合唱:

往下看,往下看,但别看他们的双眼;往下看,往下看,直到你们死亡。毒辣的太阳,像地狱般火烫。往下看,往下看,还有二十年的煎熬。

雨果说: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悲惨世界》就会叫门说道:“开开门。我是为你来的。”叫开门之后呢?永久地盼望和爱的信仰能否带来教育、食物和温暖?

让我们为雨果摘掉“人道主义巨匠”的高帽子,看一看写作《悲惨世界》时真实的雨果:“身为雨果子爵、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贵族院议员,他常常在部长、大使家进餐,吃得肥头胖耳,油光满面……可当他从里面出来时,总看到人们愤怒而阴鸷的目光……他自感有罪,为了赎罪,渴望着某种残酷的流放。”1848年2月,《悲惨世界》还未完成,摇摇欲坠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平静了18年后终于遭到了自由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的围攻。雨果带着注定徒劳的勇敢,为一场无可挽回的败局奔波。在王宫广场他向人民宣布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即将摄政的消息,一个身穿粗布衣服的人用枪瞄准他,这才让他明白了人民要求的不光是面包,还有平等。马吕斯在政治上的大转变和雨果完全吻合,从保王党人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最后成了共和党人。雨果在保王党和激进派两条战线作战。他不是政治家的材料,又不想随波逐流,所以经历种种事变之后依然坚持“中立”。所幸起义的洗礼让他毅然与“城堡里的伯爵”们决裂。他深知以他的身份地位足以成为革命的对象,但在这位天才而清高的文学大师的内心深处,他牢记自己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

ABC咖啡馆里,安灼拉带头唱出了全剧最动人心弦的歌曲《你是否听到人民在歌唱》:

人民放声歌唱,他们血脉贲张。这个伟大的民族,不再是被宰割的羔羊。当怦然的心响与战鼓一齐回荡,我们必将获得新生,笑迎明天的曙光。有人会倒下,有人头高昂,你是否准备奔赴前方;烈士的碧血将在法兰西四野留芳!

两个世纪前的革命风暴到底在多大程度震动了台下观众的心?罗兰寄希望于观众,期望用革命剧对他所痛恨的“假仁假义”开战。可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先生小姐,擦擦潮湿的眼角,接下来只会想起祈祷,绝非思考或抗争。

2004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了据雨果小说改编的《九三年》,激烈的论辩,炽热的抒情,大幕拉开,郭文的人道主义、西穆尔登的革命立场和朗德纳克的人格魅力,已经三足鼎立,直至幕落,难分高下。

在遵循浪漫主义美丑善恶相反相成的创作方法时,雨果涂抹专制势力“人性”一面的同时,致力讴歌反抗暴政的一方。1851年的12月,路易・波拿巴为了控制国民公会发动了政变。左派建立了暴动委员会。雨果加入了暴动,然而他反对“暴动委员会”的命名,坚持要叫“抗暴委员会”,因为“暴动的是路易・波拿巴”。在雨果那里,暴力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的。早在《悲惨世界》中他就表明了这样的看法:“正义是会愤怒的,而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雨果不愿突出“魔鬼身上的上帝”,朗格纳克冲入火场救儿童的一幕违背该人物一贯冷血无情的气质,本非原小说浓墨重彩之处。

而当代中国的改编者却将聚光灯聚集在这一点。“人类进步”的代表与“封建专制”的代表平分秋色,这真的是人道主义的精髓,抑或是出自改编者自己的信念?郭文是对的,西穆尔登也没错,朗德纳克更没什么不好。导演谈到排演《九三年》的现实意义时说,那是在于重新思考某种他自己也未澄清的“现代性危机”。什么是现代性?又有何种危机?“回归文学,回归人性,回归人类的心灵”――采访稿的小标题或许可供参考。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人性”指的是什么?舞台版的答案是:某种宗教性。这在雨果的作品中无疑原本就有。天才诗人兰波敏锐地感到这位老人作品中“浓重的耶和华和大柱子的味道”;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异口同声地说雨果小说里的“那些人不是人”;拉马丁批评《九三年》中的宗教人道主义哲学:“是危险的……使群众迷恋的最致命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那些实现不了的东西。”

从上世纪80年代始,舞台上充斥了许多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肤浅地图解人物关系,回避着真问题却伪造着假答案。《九三年》对超阶级的“人性”诉求可看作是一次不太有力的反叛。然而,向旧时代的旧神?重新膜拜是否是最后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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