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在我看来，文艺批评真正的要害，是没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统一标准或尺度的丧失，并不意味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也不要。对与文学艺术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是对的，但过度阐释或言不及义的言辞表演，伤害了批评的尊严，使批评成为另外一个好好先生。批评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一个作家、
12月11日，“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在京拉开序幕，童庆炳、孟繁华、陈晓明、朱大可、孟京辉、刘索拉等众多文艺批评家围绕“批评与文艺”，对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热烈积极的讨论。
据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介绍，“2007北京文艺论坛”的主旨是对当代文艺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论坛自2005年开始举办以来，三届主题是连续的，充分体现了北京文艺论坛关注当下文艺现状，选题贴近当代重大文艺现象，以引起社会各界进一步关注，为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举办初衷。据了解，2005、2006年论坛主题分别为“市场经济与文艺”、“传媒与文艺”，今年“批评与文艺”主题的提出，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环境下文艺批评对文艺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作用的关注。
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和娱乐帝国的不断扩张，时代的变迁必然给文艺生态带来深刻的变化。与文艺一样，文艺批评同样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批评标准的多元化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销量、受大众欢迎程度等因素所构成的市场标准、大众标准冲击着批评所坚持的艺术价值标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认为，当下的文艺批评存在着若干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文艺批评的商业化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最典型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最终成为为一个又一个作家的捧角会、树碑立传会，更有甚者，有些文学家不惜使用学理和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把某些作品当中一些很丑恶、很拙劣的描写说成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有一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史结合文化世界而很少阅读和研究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说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这种批评毫无意义。当今批评的边缘化与文学批评的边缘化是显而易见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表示，在这样一个数字化膨胀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没有批评。“我们铺天盖地的声音就是对批评的批评，所以必然导致了批评的失效型的有效，同时导致了批评的死亡。我刚看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这部作品让我深深的震动，我突然感到我们的批评要回到文本，和我们的文学一同回家，回到文本。”
论坛还就批评与媒体之间的共存与矛盾进行讨论。由于受限于专业批评传播渠道的狭小，越来越多的文艺批评家开始借助大众媒体的平台向现实发言。但是，大众传媒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对文艺批评的扭曲乃至对批评基本功能的侵蚀。不少评论家表示，当代文艺批评对批评者自身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批评者不仅要充当文本意义的发现者和阐释者，发掘社会正面价值，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而且还要能够自觉抵制来自市场、媒体的种种诱惑。批评者在从事批评工作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对现实的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
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文化研究，一方面，确实拓展了批评的领域，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模糊的价值判断，对文艺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文化研究与文艺批评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认真探讨的。有评论家指出，文艺批评在近几年几乎没有形成能够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话题，批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社会不平衡现象，批评的声音还是显得微弱。仅仅从情感上去“站队”，是远远不够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指出，作家和批评家的互相鄙视，或者说鄙视中互相不信任，由此导致了批评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文学的这种影响，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体系，退缩到核心深处，并且卷入了垃圾化的进程。学院批评家后继无人，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