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内一景/任晨鸣摄
台湾政党轮替后，形成所谓“蓝天绿地”的政治板块。南部是民进党的“绿地”，而北部尤其是台北由国民党掌控，是为“蓝天”。
我们一到下榻的酒店，第一件做的事便是申请延长。由于办延长手续要等待，我便到大厅的报架上取下两份报纸翻阅，只见《联合报》与《苹果日报》的报头向我扑来。这两种报，均不是“独派”主办，尤其是《联合报》呈“蓝色”而不似《自由时报》呈“深绿色”，因而我初步判断这个派出所属“蓝”。后来听到警员向上级请示时，称“湖北来了两位教授申请延长”，我听了更觉亲切。因为如果是“绿色”警员，便不会称“湖北”而改称“中国”。回想我十年前来台湾参加一个本土派团体的庆祝酒会时，他们均众口一辞问我：“古先生，你是从中国来的吧？”我听了很不高兴，心想：“你难道不是中国人吗？”
办完事回到台北教育大学，先到“语文与创作学系”林于弘主任办公室稍事休息。我见他书架上有大陆书，便说：“你的藏书真丰富啊。”他说：“在1982年前大陆书籍不许陈列。如被人看到，会带来麻烦。现在解除戒严了，简体字书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也可和繁体字书一起上架供人观赏。”在办公室门口还遇到该系一位资深教授，他插话说：“像古先生的繁简两种字体的著作我差不多都拥有。”我在台湾出了八种书，他有这些书不奇怪，可简体字本他也有，我便问：“你是在北京买的吧？”他说：“以前大陆书这里禁止出售，可还在解除戒严前，台湾大学附近的书摊上就有‘走私’过来的，现在到处都有。像你的书我是在台北一家专卖大陆书的书店购得的。”
晚上，由杨玲陪我们看李安导演的《色・戒》。由于有三场激情戏未加删节，被定为少儿不宜的三级片。全场座无虚席。这是台湾最豪华的电影院，但票价只290元台币，相当于人民币74元，比大陆看洁片还便宜。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不能亡”这句台词。可见李安是爱国主义导演。回想昨天参观他的母校台湾艺术大学，只见墙上有斗大的“中国音乐系”的招牌，接待我们的副校长也自称是广东人而非“台湾人”，这大概是“去中国化”的歪风未能吹到的地方吧。
逛书店的奇遇
我们下榻的宾馆为“福华国际文教会馆”，离台湾大学很近，用完晚餐正好可到这个著名学府散步。
和大陆一样，凡是高校集中的地方，周边书店成林。台湾大学也不例外。当我走到新生南路三段75巷入口处，发现挂着“台湾店”的牌子，顿觉好生奇怪，因那个“”字我从未见过，莫不是日本字吧？于是走了进去，发现原来是一家书店。我问女老板“”字如何读？答：“这是‘台语’，是‘的’的意思，即‘台湾店’为‘台湾的店’”。原来如此！这家书店不怕用生僻字赶走顾客，用怪招吸引人，这是台北书店的一个特殊景点。
该书店比我看到的香港“二楼书店”面积要大，书架一个接一个，有许多书还没地方放。穿进这密密的书林，只见尽是“本土图书”、“本土音乐”、“本土图像”。此店全部卖以“台湾”二字打头的书，书名上几乎看不到有“中国”二字。我研究台湾文学，从高雄到台中，从台中到台东，从台东到台北，一直未能找到专出台独书的“前卫出版社”门市部，其他书店也很少看到宣扬台湾“本土性”、“独立性”的书，尤其是台独派写的书。可我研究台湾文学，得知己知彼，不能只看某一方面的书，因而我接连光顾了两次，共花了三千多元新台币。其中一些内容读了令人啼笑皆非，像“闻名中外”不能用，要用只能是“闻名台外”，扁政府如此忌怕“中”字，是十足的现代阿Q。我特地买了供批判用。
以前台北的书店几乎都呈“蓝”色，想不到近年随着“本土化”高涨和“去中国化”呼声甚嚣尘上，台独书店也“入侵”到台北来了。书店居然有政治颜色，店名居然有自造的“台文”，这是我第五次入台的一大重要“发现”。
这几天我均婉谢主人为我们安排旅游的各种景点，把业余时间全花在逛书店上。台北的旧书店真不少，如台湾师大的“茉莉书店”、“二手书店”，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在另一家不起眼的“华欣二手书店”，我还购得一本台版《林希翎自选集》，其中报导了林氏到台湾访问时，当局要她做“反共义士”而被拒的经过，这对我研究当代文学是难得的参考资料。我在拙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文艺运动”部分，曾写到这位“大右派”。但不知她后来的情况，这正好为我将来修订时做参考。
重庆南路是书店一条街，我这个超级书迷每晚差不多都要到那里留连。逛完“诚品”这样24小时营业的超级书店，又想逛小书店，果然在怀宁街偏僻的公寓顶楼发现标榜全台湾最便宜的二手书店，我有如在沙漠里发现清泉。这几天购台版新书，每本均高达几百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至少100多元，现已购了近一万元新台币的书，便想买点便宜的且是在新书店又见不到的书。我登上8层楼进这家“阿维的书店”，劈头便问老板：“有无台湾文学书？”这个年轻人的回答令我大出意外：“台湾哪有什么文学，台湾只有民进党！”这家书店老板毫不掩饰他对民进党的情绪，我猜他是“外省人”，他连忙自我介绍是“台湾屏东人”。这个书店卖的二手书，均有八成新，绝无我在“台湾店”所看到的台独书。他说，这里的每本书均经他亲自挑选，凡是“去中国化”、“去蒋化”的书，他一律拒售。
我的同伴胡君嗜书如命，一下购了几千元书。当付款时，阿维要求和他猜拳，并许愿如他输了，再给这些最便宜的书打折。胡君应战，阿维败阵，他马上说再给你打两折！如此性情中人，这是我在逛香港、逛新加坡书店从未碰见过的。
向出版社讨“债”
由于研究台湾文学，和许多作家打交道，由此认识了不少出版社的老板。这十年来，我几乎平均每年在台出一本繁体字书，大部分均是以书抵酬，少部分有象征性的报酬。
2004年，经一位台湾诗人介绍，我和台北某社签订了一本谈大陆文化现象的书的出版合同，版税为百分之十，出书一年后付清。可过了三年，分文未得。我第一次打电话，该社老板竟回答说“忘记了！”第二次打电话是一位工作人员接的，回答说“老板外出了。”第三次再打，连续忙音，无人接听。
我感到这家出版社不守信用，便乘这次赴台之机去讨“债”。经原介绍人指点，终于查到了这家出版社新的电话和地址，约好10月2日上午10时见面。
出版社新址在台湾大学附近。经过七绕八拐，终于在一个小巷里找到了，其办公地点竟是地下书库，到处堆放着库存书，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接待我的地点在仓库外面的空地，大热天连电扇、空调都没有，且全场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办公条件如此差，我猜测他们未付酬原因是经营不善，濒临破产？如是那样，把实际情况告诉我，我会体谅他们“却酬”的。接待我的人说：“我们还未破产，但的确连年亏本，一再搬家，现在只好寄居在这狭小的仓库里。你的书只卖了300多本，按合同付你一万零伍百元新台币。”上次样书只给我十本，我要求他们追加。他说：“我社过去出的全部是宣扬中华文化的书。现在市场不景气，我们已转向，改为做军事武器方面的书”。经他这一说，我对该社的遭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其处境深表同情。原听说，台湾有不少出版社专宰大陆作者，看来这家出版社还不属这种情况。我去台前，就曾接到武汉大学一位教授的电话，说他们在台湾出书受骗上当，对方不但没给版税，连样书都不寄，只好托我帮其在台买样书。
台湾的出版社多如牛毛。这里实行的是“登记制”而非“审批制”，只要交少量的钱就可注册开办出版公司，而不似大陆出版社一律公营。如此轻而易举办出版，这就难免出现坑骗作者的“皮包公司”。但台湾出版商并非都是“海盗”，也有一些非常本分，视作者、读者如衣食父母的出版家。如拙著《台湾当代新诗史》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就碰到这样一位贵人。
我原来与“文津”素无来往，是通过电邮投稿命中的。这家出版社也是顶着当局“去中国化”的压力，专出宣扬中华文化的书，其中大陆作者是该社的主力军。我发出电邮的第二天，就接到该社老板邱先生的电话，说“你这本书我们要了。按惯例，版税百分之十，印一千册，结算方式为以卖出实际本数计算。样书为十本。”我在电话里讨价还价，要求他版税一次付清，他勉强答应了。我得寸进尺，要求样书增加十本，他也欣然同意。接着是轮到他向我提条件：“我作了这大的让步，你是否可作出相对回应，比如你这本书三年之内不得在大陆出简体字本。”我说可否缩短为两年，对方说这是死条件，无还价的余地。理由是你的简体字本到大陆一出版，马上会“进军”台湾。“大陆书比台版书便宜许多，那我的书就卖不动了。”他说得如此恳切，如此实际，我只能答应他。
这次到台湾，我顺便取校样。只见“文津”十分尊重作者，只字未改，而不似我十年前在台湾南部一家出版社出书，竟要求我把“解放后”改为“沦陷后”，把“解放军”改为“共军”。对这些无理要求，我自然不会答应，可对方说：“解放军的名词在台版书中出现，会使人联想到‘解放台湾’。你要知道，我们在戒严初期因惧怕‘八路军’连八路公共汽车都没有的。现改为‘共军’，是我们这里的习惯用语。这是中性名词，‘共匪’才是骂你们。”我说：“只能同意你将‘1949年’改为‘民国38年’，其余最好尊重作者，不要乱改。”
台湾书商给大陆作者付版税，不说外汇差价，单说邮寄费就贵得出奇。我想这次拿校样顺便带回酬金，可书还未出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想不到邱老板主动提出版税由我亲自带回。对他这种“预支稿酬”做法，我在海内外出过二十本多书从未碰到过，因而十分感谢他。想不到付完一小叠面值100元的簇新美钞后，已过古稀之年的老板又亲自开车送我到宾馆，这再一次使我感到血浓于水的两岸同胞情。
入夜，我们去看梁实秋故居。故居在台北市云和街11号，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杂草丛生，道路狭窄，不似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宽敞豪华，从外观看简直就像贫民窟，使人不胜唏嘘。
在“中央大学”演讲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新建了不少大陆原就有的学校，如“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上世纪末还出现了“暨南国际大学”。位于桃园县的“中央大学”，也是其中一所。
当时台湾“官方”规定，以城市命名的大陆高等学校不得在台湾“复校”。正因为如此，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就没在台湾闹出“双胞案”。
在高喊本土化的1990年代，一些台独人士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说什么“清华大学”的校名侵犯了北京的同名大学名誉权，且常因校名混淆而吃亏，应以台湾“清华大学”所在地新竹为标记，重新命名为“新竹大学”。可这一做法遭到“清华大学”师生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清华大学”的名字响当当，全世界都知道。改为“新竹大学”，是矮化自己，万万改不得。进入新世纪，传五年后位于新竹市的“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将合并，合并后有人主张用“国立清华交通大学”校名，另有人主张“国立交通清华大学”，本土派则主张“新竹大学”的校名。
我问老朋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瑞腾教授：“现在台湾实行‘去中化’，把‘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把‘中国石油’改为‘台湾石油’，你这个学校的名字也受到威胁吧？”李教授笑了笑说：“陈水扁的改名作业虽然频繁，但还轮不到我们。台湾‘中’字打头的学校起码有六所：中山大学、中正大学、中央大学、中兴大学、中原大学，还有中国文化大学。要改名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文化大学’、‘中正大学’，其次是‘中山大学’。现在这三所大学的校名没有改也改不了，其他的当然就顾不上啦。”但我看到的《台湾正名100》，就有“中央大学应改名桃园大学，中兴大学应改为台中大学，暨南国际大学应改为南投大学”的说法。
“中央大学”系大陆“南京大学”的原名，该校与南大有密切的往来。李瑞腾则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兼社会活动家。记得他前几天主持第一场学院作家研讨会时，正好是我大会发言。宣讲完论文后有一位本土派教授向我质疑：“为什么在学术论文中出现‘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作家是中国作家’的叙述？你这到底是谈学术，还是谈政治？”对他的挑衅，我以沉默作答，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一回答，研讨会就会变成统独问题的辩论会，且当时已接近下课时间，不允许我多讲。李瑞腾敏锐地发现我没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便说：“古远清的回应躲避了要害问题。不过，幸好没有回答，不然，大家就吃不成中饭，肚皮要饿‘扁’了。”
我去“中央大学”演讲的题目系由李教授出的《我与余秋雨这场官司》，并配之于“湖南卫视”拍摄的录像带《一个文化名人的“法律苦旅”》，这不仅吸引了文学院众多师生包括博士生参加，还有外国留学生和教授前来听讲。为了配合我作报告，李教授在会前作了认真的准备，除把我在该校藏有的作品陈列出来外，还打印了《古远清教授简介》，人手一份。这份简介反面附有《台湾地区馆藏古远清著作目录》近二十种，其中有一种弄错了。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份简介所使用的“台湾地区”一词。这说明该校认同“一个中国”，台湾是“地区”而不是“国家”。回想前几个月我在台湾一家本土刊物发表纯谈诗歌不涉及政治的论文，该刊竟擅自将拙文中的“大陆”改为“中国”，还把我的文章放在《国际交流》专栏。如此政治挂帅，如此不尊重别人的著作权，真使我哭笑不得。
演讲完后，李教授又介绍我认识该校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教授。他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并赠了《两岸发展史研究》丛刊三大册给我们。这里用的刊名是“两岸”而非“两国”，使我再次感到“中央大学”保持了大陆本色，未被“本土”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