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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之一例

2007-12-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严家炎 卢晓蓉 我有话说

宗璞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宗璞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典雅温婉,从容细腻,渗透着浓郁的文化韵味。她的作品文字并不华丽,抒情也并不铺张,然而却有内在的深沉的隽永的美。这是艺术和道德、和人格力量相统一的美,是富有文化韵味和人文精神的结果。其文化内涵与背景,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西方近代文化的

优秀部分两方面的融合,是由作家自身特定的出身教养、审美品格、人生体验所决定的。这个特点在她的小说、散文、童话、短诗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且不说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从序曲开始的命题、立意、表现手法到主人公们报国热忱所体现出的浓重的传统文化意蕴,令人不能不想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即使单读她那些散放着淡淡幽香的散文,我们也可以常常感受到儒家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审美理念对宗璞作品的深刻影响。

这里,我们想着重说说对宗璞作品风格的一点理解。她文如其人,温文儒雅,却又不乏思想锋芒,不过总体上又是温婉的。例如,散文《花朝节的纪念》写的是宗璞自己的母亲。做女儿的她,是积累了大半辈子的观察、体验、感受,才来写这位“像柳枝一样努力尽自己的本分,尽量绿得长一些”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可以说是因为长期积累的感情形成了冲击力才使她“不能已于言”而形诸笔墨的。宗璞在读小学时,就曾经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去看了,他不但没有像别的父亲那样勃然大怒,而是回来向宗璞的母亲做了赞许的描述,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似乎并不在意,仍是沉浸在他所酷爱的哲学世界中。宗璞写了两段内涵相当丰富而又蕴藉的文字:

希腊文明是在奴隶制时兴起的,原因是有了奴隶,可以让自由人充分开展精神活动。我常说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有点像古希腊。在父母那时代,先生专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契合,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来湿手,饭来张口。古人形容夫妇和谐用“举案齐眉”几个字,实际上就是孟光给梁鸿端饭吃,若问“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应该是做好饭以后。

旧时有一副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

这是典型的宗璞式散文:真诚颂扬中不无些许微讽,亲切赞美中蕴蓄着幽默风趣,肯定中有着某种保留,批评中又有着理解和同情。时代的不同毕竟使宗璞与父母一辈发生了差异。整段文字渗透着浓郁的文化韵味,显得温婉舒展,却又极有分寸,有的意思几乎不落文字的痕迹。宗璞的母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很高的办事能力。她出生在光绪年间一个举人的家庭。这位举人父亲在女儿1918年与冯友兰结婚时,刻了一枚六个字的印章送给女儿,叫做“叔明归于冯氏”(“叔明”是宗璞母亲的字,我们相信是举人父亲亲自刻的)。这当然是封建性的教育,但也可以看出中国旧教育的一个侧面。宗璞在文章后面的一段话中说:“在中国妇女贤淑的性格中,往往有极刚强的一面,能使丈夫不气馁,能使儿女肯学好,能支撑一个家庭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孔夫子以为女人难缠,其实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来形容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倒很恰当,不过她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罢了。”这话说得非常中肯,如今的读者恐怕都会赞同。宗璞仿佛不经意间顺便带出了孔子轻视妇女的思想,却宽容到了几乎不让人感到有多少责备之意。

宗璞也有部分散文写到了父亲冯友兰,同样流露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宗璞认为,冯友兰有呆气,也有些仙气。有呆气,所以才会在汽车司机开车过城门洞跟大家打招呼时竟然没有听见,脑子里只想自己的哲学问题,结果一条手臂碰在墙上造成骨折。有些仙气,是他确实把人看成与天、地并列,是“三才”之一,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批判和“无日不在”的检讨之后,还坚持着“儒家的追求”,即“在使人性失去的世界中,追求充分的人的意义”。他的仙气里也有着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冯友兰“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20世纪”。凭着“内心的稳定和丰富”,“把人类有思想发挥到极致”。他80岁才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居然能在95岁去世前将这部重要著作脱稿,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其中都体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精神。直到去世前,冯友兰始终坚信“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是他的预言,也是他始终不改的笃信。接受过西方文学熏陶和修炼的宗璞,同时也受到将中西哲学成功融为一体的冯氏哲学的耳濡目染,她也发自内心地认为:“我们中国文化太伟大太宝贵了,简直是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她相信,无论意识流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我们都可以借鉴和吸取,但“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合中,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的,而是会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贡献”。宗璞还说:“我很注意作品的‘余味’。”力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创造一种意境”。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来的这类宝贵营养,都融入了宗璞的作品,才滋养成了她自己的独特风格。

宗璞曾为《宗璞文集》写过一篇不到百字的序,精炼地道出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写小说 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写散文 不然对不起流淌在胸间的万般感受

写童话 不然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幻象

写短诗 不然对不起耳畔?琮变化的音符

我写 因为我有

我写 因为我爱

借助宗璞的笔,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若痴若仙,终身都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泰斗,也看到了一个“不止对父亲尽孝心”,也“对中国文化尽一个炎黄子孙的孝心”,与父亲一样“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亲人,爱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爱北京的每一个角落,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更爱祖国的文化”的文学大家。如果说,冯友兰先生把炽热的爱国之情倾注在他的哲学研究领域,那么宗璞则把赤诚的爱国之恋尽情挥洒在她的文学园地中。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这样的父女皆有成就者屈指可数,我们庆幸燕南园有此殊荣。

但愿曾经闪耀过一盏盏明灯的燕南园,不要在今人的眼中老去,而永远发射出人类自由思想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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