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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把自己归零

2007-12-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舒晋瑜 我有话说

这一年,刘震云只做了一件事。

他完成了小说《我叫刘跃进》,同名贺岁片即将播出。因为先前的《甲方乙方》、《手机》等影视作品的成功,“刘跃进”带给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是喜庆的期待。刘震云担纲此

片的制片人和编剧,打响了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第一炮。他几乎成了“专业贺岁作家”。

为什么是刘震云?在采访之前,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他之前的写作已经有很大的成就,而这一次,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

他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不用上班,过着规律甚至有些闲适的生活。他早晨六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半小时,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半就睡觉。不写作时看书,或者出门见人,要么就去买菜,和菜市场的人交朋友。他喜欢有生活品质的人,这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湖北师傅习惯带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让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又是极其不普通的人。他读了20多遍《论语》,总结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非常刻薄的人。过去我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其实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可能刻薄的人更忠厚。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把事往深刻里说的,过去我觉得是大师,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那是学徒。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这三个特点,经琢磨。”

谈思考:我不直腰,所以割麦子比别人快

刘震云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是因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者,则是外祖母。

“我受外祖母影响非常深。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但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那儿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

“真正的好作家首先得是思想家。”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最根本的标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

考量一个作者,看其是否具有深入持久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刘震云解释说,这里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整体思考。开始写之前要想好到底写多深多长,思考两天和两个月不同,思考两个月和两年又不同;二是写作时的具体思考,细节、人物、情节、对话都要照顾到。还有一个是持久思考,要对自己的创作体系有整体考虑,不能乱枪打鸟。“写完《一地鸡毛》,再写《一地鸭毛》,读者喜欢,评论家也喜欢。但是我希望改变。”“写出好作品,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也是我的习惯,不管是生活还是写作,我习惯不断重新开始。我相信以后能写出好作品。

谈创作:结伴去汴梁

常常有人问刘震云:你是怎么想到写《我叫刘跃进》的?他不直接回答。他说:“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俩人在一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在刘震云那里,这种相遇不是偶然的,“《一地鸡毛》、《温故1942》、《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体现的是我的思考与创作处于不同阶段时的状态。我一路走过来,在那段路上碰到小林,经过一段路又碰到300万灾民,再走再碰到一大批胡思乱想的人,走到现在就碰到刘跃进,这种相遇不是乱竿打枣。这个变化在外人看突然,在我内心是必然。这是作者创作体系的问题。”

《温故1942》的创作使刘震云第一次意识到能“结伴去汴梁”的重要性。“我在生活中碰到一个朋友,他要编一部百年灾难史。其中有1942年河南旱灾饿死了300万人,作为河南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调查这场灾难。我去问活下来的当事人,问我外祖母当年的情况,我外祖母就问:‘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还是问:‘饿死人的年头多了,到底是哪一年?’深重的灾难竟然瞬间转变成另一个事:遗忘。你们家死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忘了。我就急了,遗忘使我震撼。这种态度比前面的考察都重要得多。”从此开始,他就不断地“遇”到能够相知相交的“伴儿”。

写完《一地鸡毛》,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写300万灾民。以刘震云的创作轨迹,写完《我叫刘跃进》,绝不会有《我叫李跃进》。“我再有什么作品,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意想不到,不但对读者重要,对我也重要。”

谈学习: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

和刘震云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善于琢磨、善于领悟,更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作家。他真诚地说:“不是我谦虚,是确实不懂,我对世界知道得不多。如果知道得少,假装知道多,容易把自己架在半空中。身边好多朋友说的道理我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是因为学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两人行就有我师。发现别人一百条缺点,于你无补,发现优点才有好处。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从别人身上学东西,是深入思考能力的营养补充。”所以,只要有时间,他不拒绝和任何人一块儿坐一坐。

在《甲方乙方》中,刘震云扮演了一个失意青年;在《我叫刘跃进》中,他扮演了只露了一面的打哈欠的人。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却又学到无数东西。“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过去小说对话是顺着下来的,‘吃了么’,‘吃了’,‘吃什么’?‘红焖肉’。电影中不这样,这一句说:‘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张这家伙不是东西!’再接下来可能说:‘老李这两天可没闲着。’对话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极有趣味性,这种形式放在小说里,更有趣味性。学到很多书外的东西,没坏处。”

“还有一个收获,接触到了不同的人。比如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他们都是过去我没见过的人。由于行业的不同,他们说话的习惯和做事的方式不同。这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对生活面了解得更宽了,二是,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搬道具的、群众演员……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会对你有启发。”

“我在《农民日报》认识一个校对老姚,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是哲学家,他爱指出我作品里的错别字,每次都很严肃。我说:‘您不是一字师,是几百字师。’生活中,他教我好多道理。比如说饿着肚子千万不要上街,那样容易乱买东西,吃饱了上街省钱,我试了试,果然是对的。”

刘震云读书,也能读出别个无法体会的味道来。他把书分三类:一类像白开水,作品和生活一样,不读也罢;一类像酒,但喝多了会变形;一类是酒精、酵母,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是作者写完就完成了,而是读者读完也没完成,只完成一半,好多年过去,又读了两遍,和作者的心相通了,会心一笑,这时作品才完成了。“过去有一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同样,功夫在书外。《论语》并不长,为什么不懂?是因为字之外的东西多,越读越多,这样的书费劲。这个费劲就证明,读者和作者的碰撞是一次完成不了的。真正的好书不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是激发读者思考感受的触发点,这样的书,才真正能够使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共同的写作。书读完了,真正的读书才刚刚开始。这是读书的比较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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