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一本描写上世纪60年代初饥荒重灾区――甘肃定西地区的孤儿命运的厚重之作《定西孤儿院纪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及其作者杨显惠在时下喧嚣的“文坛”显得有些寂寞，但书中极尽详实的纪实笔调与冷静克制
已在天津生活20年的杨显惠说起话来仍有西北口音，豪爽而实在，透着一股坚韧的力道。他今年又去了甘肃，在定西地区和酒泉地区跑了五个多月，走访当地的农民，为下一个写作计划广泛地搜集素材，“每当我要开始写新的题材，就必须深入生活，花更多的时间，多跑些地方。不能只接触一个农民，而是要接触很多农民。他干农活我也跟着干，他下地挖土豆我就跟着拣拣土豆，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动笔前的积累”，他说，这是他的笨办法，也是惟一的办法。
1965年，在兰州出生的杨显惠和成千上万同龄人一样，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万丈豪情，高中毕业就投身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来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当农工，做售货员。1971年，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回到兰州，在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后来又去兵团的农垦中学教了6年书。1981年他又到河北唐山附近一个海盐场工作。直到1988年进入天津作协，杨显惠才开始专业作家的写作生涯……这些生活阅历与职业变换带给他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资源。
当年在小宛农场下乡的时候，所在连队有两位放羊的下放“右派”，他们跟他聊起了在几个农场的所见所闻，其中就包括情况最严酷的夹边沟农场，“我自己是知青，听到他们说起还有比我们更底层的人在接受改造，很受触动，当时就觉得这些素材是珍贵的写作资源，以后我一定要写。从那时开始我就很注意当时的当事人及与此相关的人，探访、打听，遇到就会跟他们聊天”。他说，最初只想把这些素材写成比较“虚”的小说，等到1997年，社会环境和创作空间使得他多年的积累和酝酿有了问世的可能。这时，他觉得如果把这些素材仅仅写成纯文学作品有些缺乏力度，“当时市面上已经出版了很多关于回忆和反思‘右派’那个年代的作品，但我感觉这些作品大多打了折扣，没能如实写出当年的情形。我想写不走样的作品，要真实，即使是写小说，细节也要逼真”。
于是，接下来的十年，杨显惠每年都要去甘肃。走访当年的当事人，搜集相关资料，一边动笔创作，走访调查和伏案写作交织进行。可是，毕竟时隔多年，很多当事人已经离世，住得也分散，加上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寻访起来并不容易，就是这样，他仍然走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他记得，很多人跟他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激动到说不下去，他也跟着流泪。有一次，他感觉到心脏很不舒服，就去住院，结果查出来有心脏病，“听他们的讲述，我心疼啊”。他不会用电脑，写东西都是用手，写完就让妻子输入电脑，打印出来自己在纸上改，再由妻子在电脑里改，就这样断断续续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夹边沟”系列的写作。
同走访当事人、搜集素材的艰难相比，“夹边沟”系列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发表、成书过程还算顺利。2000年，杨显惠将“夹边沟”系列中的两篇寄到《上海文学》，其中一篇立即发表，“当时的主编蔡翔跟我通电话，问我这样的作品是否还能再写十篇？我说没问题。”杨显惠笑着说：“我告诉他，这个选题我酝酿多年，走访和资料搜集也有三年，一期一篇也完全能赶得上。于是他们就给我开了专栏，陆续发表了13篇。后来《告别夹边沟》成书出版的时候，在这13篇基础上又增加了《小说界》发表的几篇。”2002年，他在上海见到蔡翔，蔡翔问他，类似“夹边沟”系列这样有分量的作品还能不能再写？杨显惠就开始着手准备《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写作，“等到这个系列的头两篇写出来，《上海文学》的主编已经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我把这两篇发给他，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看了第一篇后就觉得‘力透纸背’，决定仍然为这个系列开专栏。”两个系列先后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在文学界和普通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馈，在一些当年夹边沟和定西的当事人那里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很多当年的当事人或其家人即使远在西部偏僻地区，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读到了这些作品，之后的结集出书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些年，杨显惠不断去甘肃走访、调查、搜集资料，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似乎已经超出了作家为写作而进行前期准备的范畴，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如此执着？“简单地说，我就是想写一两本自己满意的书，一个作家一辈子总该写一两本让人能记得的书，这是写作的人应该追求的。另外，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促使我去写这些作品，对于几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我们的文学没有多少表达，历史学家也没能很好的总结，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写”，“我不敢说我有多么深的责任感。我有自己的独特经历和素材，就要写出来，我无意关注其他作家在写什么。我认为，惟一、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是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他很感激家人对自己写作的支持，“他们要是不支持，我早就干不下去了，每年去甘肃总要带上两三万块钱。往乡村跑，去拜访一个人，总要提上两瓶酒，这是基本的礼节。跟人家一聊就是几天，离开的时候总要请对方吃顿饭。去更偏僻的地方，交通费也是一笔开销。每年我都是当钱花光的时候，就回家了。”“我每年去甘肃都要去看一看还在世的当年的‘右派’。只是这两年我创作《定西孤儿院纪事》，时间和精力有些顾不上，每年回去也就是能见三四个人，他们的生活依旧清苦，但也很平静”。
在《告别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杨显惠的笔触质朴而冷静，不带太多感情色彩，更多是在娓娓道来。他承认这是自己有意追求的风格，“我觉得，写‘右派’的遭遇，写那些孤儿的艰难生活，越克制越能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力量。如果过分渲染，反而把这样的力度冲淡了。文学是要用内容决定形式的，夹边沟和定西那些人当年的状况，就是要用最简练最写实的语言，也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写出来，才最有力度”。他这样的追求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而在写“夹边沟”系列的时候，虽然他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往往还是在笔端有所流露，他说：“写到《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我提醒自己要平静，越是平静，文字的内涵力量越强烈。另外，在‘夹边沟’系列发表后，有些朋友给我提过意见，说有些篇章写得还是有些‘粗’，也就是情绪化。所以我写到《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就想着不能情绪化。不过即使是这种平静的写作，每一篇也都让我流过眼泪。笔下我尽量平静，但内心还是抑制不住激动。”
杨显惠一再表示，自己在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始终坚守着真实。“我力求逼真，作品中的所有细节都来自生活。这两本书中，每本都有三四篇的内容来自真人真事，甚至人名用的都是真名。有些是当事人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要求用真名，有些则是为了纪念。像《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那篇《院长与家长》，主人公李毓奇用的就是人物原型的真名，他参与创办并负责定西孤儿院，是有功劳的，我在作品中用他的真名是希望后人能记住他的善举。如果我的书能流传下去，我想让他不朽。”在这两部作品中，能够看到，即使在当年那么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也总是会有一些人和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带给书中人物以及读者温暖，杨显惠深信这些人性的闪光点是任何情况下都摧毁不了的，这些光芒映照着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延续，社会逐渐进步。
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杨显惠正在广东开会，这也是他每年除了去甘肃之外不多的外出机会，“去甘肃之外，我平日就是在塘沽的家里，看书写作。一般一个短篇我要写三天，一旦动笔就要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写完，有时要连续写十几个小时”。他向记者透露，接下来要写写定西的农民，历史背景还是上世纪60年代，“写《定西孤儿院纪事》，毕竟当年那些孩子的眼界不算宽阔，他们的经历也比较简单。我想写一部全面反映定西农民生活的作品，全中国农民的命运是一样的，如果把定西的农民写好了，实际上也就是写出了全中国农民的命运”，为了把这个题材写好，他说明年可能还是会有几个月要在甘肃，“要去定西和酒泉多跑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