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女性文学研究逐渐发展为学术界之“显学”。当国内女性主义理论正盛、许多研究者专注于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女性文学，年轻女学者王翠艳博士却扔掉理论武器“赤手空拳”地扎进故纸堆，开始了她对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问题的追索。《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文化艺
《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是一部试图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问题做出回答的学术作品，也是一部从女子高等教育的角度阐释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动因的作品。首要贡献就在于她“在推动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发生的繁复多变的历史酵素中”，敏锐地发现了女子高等教育这一对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主体的“浮出历史地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从而有效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本土特色。
正像其在绪论和结语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受制于当时女性解放的实际发展水平，“现代形态的女子高等教育不仅以其迥异于传统闺阁教育的价值理念为具有主体意识的‘新女性’的产生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校园文化环境为‘新女性’与‘新文学’的结合提供了偶然的历史契机。”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女作家而言，“大学校园兼具知识生产途径、人格养成场所和生命体验生发地等多重意义，她们思想观念、文化心态乃至审美方式的现代性变迁都是在大学校园的文化语境中完成的。”
赴海外留学、国内教会女子大学、国人自办女子高校是新文化运动前后女性接受女子高等教育的三种主要形式，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期的代表作家陈衡哲（留学美国）、冰心（燕京大学女校毕业）、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则分别是这三种女子高等教育形式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产生语境不是西方的贵族沙龙或中产阶级客厅而是刚刚诞生的女子高等教育及其校园文化语境，它的写作主体不是在开明士绅之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妇女，而是新文化运动中“得风气之先”最早接受女子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语境的差异和写作主体的差异，直接带来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不同于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也迥异于西方现代女性文学的崭新特质，作者用第一手资料揭示了这一特色。
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漫长而深厚，其对女性的压迫也更为深重和持久，所以对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而言，不仅其“写作自觉”的过程比同时代的男性作家更为复杂和艰难。如果没有上世纪初叶的那场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也就很难有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和现代女性写作主体的出现。本书不仅清晰地指出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这一思想根源，而且深入细致地揭示了这一思想根源与中国现代女性发生内在联系的根本路径――“五四”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及其校园文化语境。女校空间中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男性教师的思想启蒙，报纸传媒中的男性编者对于女大学生作家的培植和吸纳要素，都为女大学生成长为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主体力量提供了偶然的历史契机。
当我们借助作者提供的史料进入上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女性女作家的出现并非建立在同男性作家的对立或是反抗基础上的，反而是鲁迅、胡适等男性思想家“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立场和姿态催生和加速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过程。正如王富仁在本书序言中写道的：“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生成是在反对男性霸权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但却不是在反对‘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的霸权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在二十年代，甚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的男性文学与中国的女性文学都是在大致平行发展的关系中共同发展的，将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与中国男性文学简单对立起来，是有违历史的事实的。”这对于习惯于在男女两性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去研究女性文学的研究路数，无疑是一个反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