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兄出版过三本鲁迅传记：1956年的《鲁迅传略》，1982年修订版的《鲁迅传略》和2007年的《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三本传记我都读过。他自己对第一本鲁迅传记很不满意：“粗疏肤浅，自
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原来不错。1928年创造社筹划发行《创造周报》的时候，鲁迅列名编委。但一个月之后，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击鲁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予以还击，开始了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但创造社很快就鸣金收兵了。我不明白创造社为何突然攻击鲁迅，为何很快又戛然停止。读了《一个人的呐喊》才明白，这是由于李立三的介入。成仿吾等在日本的创造社成员，自以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不上其他左翼作家，热衷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仿吾等回国后，运动就展开了，从批判文学界的知名作家着手，鲁迅首当其冲。太阳社也紧随创造社围攻鲁迅。但李立三是政治家，比文学家高明，认为攻击鲁迅不对，要尊重鲁迅，要团结左翼文艺界和文化界的同志，并准备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都是中共党员，接受了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停止论战，并着手组建左联。鲁迅是发起人之一。1930年5月7日李立三同鲁迅见面。李立三看到鲁迅肯参加左联，便希望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支持，请求鲁迅发表一篇支持他的宣言，即支持在党史上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宣言。李立三希望鲁迅像巴比塞那样发表宣言支持他，但鲁迅没有同意。鲁迅回家后对人说：“我们俩人（他和李立三）各谈各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不久李立三犯了错误，被撤销职务，“立三路线”受到清算。不过按照李立三意图所建立的左联却保存下来。
中学时代就读过《为了忘却的纪念》，斐多菲那首“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记得很牢，但不知道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和冯铿五位左翼作家为何被捕并被杀害的。读了朱正的新作才知道，1931年1月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扶持米夫的爱徒王明担任党的领袖。选举中央机构的时候，米夫提名王明、博古等人，并强调共产国际坚决支持他们。米夫的蛮横态度引起与会代表的不满，认为选举不符合手续，集体退场。但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王明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罗章龙等26人联名给米夫写信，表示会议非法，选举无效，并要求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第七次代表大会。米夫等三个外国人把这26人召集在一起，严厉训斥：“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会和党籍！”这番话激怒了罗章龙等不承认选举结果的人，他们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革命文艺界也发生分裂，“非委”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柔石、胡也频、殷夫都是文艺联盟的成员。1月17日“非委”在东方饭店召开扩大会议，被英租界巡捕和中国政府便衣警探包围，与会者全部被捕，其中就有柔石。罗章龙说，这次逮捕显然有人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罗章龙说：“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在东方饭店被捕的人，其中23人，2月7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决，五位作家便在其中。是叛徒顾顺章还是王明好友告的密，至今弄不清楚。
50年代读鲁迅的《伪自由书》的时候，《光明所到……》一文并未引起我的注意，觉得不过是一篇骂胡适的文章。但从这篇文章中我知道了有过一个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织。我并未想过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时太年轻浅薄，不会往深里想。读了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我才知道这个组织的前身原来是为营救苏联特工而成立的。朱正写道：“谈到这个同盟的成立，应该追溯到1931年6月15日苏联情报人员牛兰被捕和对他的营救活动这件事……牛兰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员。后被派遣来上海，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联络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失事，被捕后供出他来，他和妻子就在上海公共租界他的住处被英国巡捕逮捕了。逮捕时在他住处搜查出大量文件。其中有足以作为颠覆中国政府罪证的材料。8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苏联为营救牛兰，发动各国亲苏名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牛兰。中共特科的潘汉年也积极活动，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亲自出马与蒋介石谈判，以遣送滞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回国为交换条件，要求中国释放牛兰，但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和斯诺等人成立了“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不少进展，如司法当局允许牛兰夫妇到医院就医，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但没能达到释放牛兰的目的。几个月之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就是这个营救委员会的扩大。成员增加了，吸收了不少政治色彩不太浓的名人，增大了委员会的影响力。上海和北平都成立了分盟。稍晚鲁迅也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但对同盟并不看好。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写道：“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且听下回分解罢。”看来鲁迅是被动参加的，与他参加左联的情况不同。
读了朱正兄的《一个人的呐喊》，我的很多疑惑都已消除。
限于篇幅，关于我今年的阅读，只谈这一本书；关于这本书，也只谈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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