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给人最深的印象，大概就是涨价吧。CPI(Consumer Price Index,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么专门的术语，差不要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了。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的CPI同比上涨6.9%，
如果这个小老百姓除了应付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开门七件事”，还有一点读书、买书的癖好，那日子恐怕就更难过了。书价肯定是不计入CPI的，我怀疑，假设把书价也纳入统计的话，很有可能啊，百分比还要上去一两个点。因为，这几年对买书人、爱书人来说，书价上涨得实在有点太厉害了。一年前，还有许多书定价29.8元，打的是30元的“擦边球”，证明书价上涨，至少还有一点心理上的顾忌。可到了今年，就全不对了，大概看到什么都在涨价吧，书价自然也不能落后，30元的防线老早就冲破了，40元也不是什么问题，再往上去50、60元一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就拿我最近刚买的几本书吧，不同出版社，不同类型的书，可是价钱是惊人的一致。沈原的《市场、阶级和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86页），定价39元，特里・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南京大学出版社）只有337页，价钱还要往上走，39.8元，逼近40元大关了；这样的书价一旦成为标准，后面的价钱就如野马脱缰了，黄宗智的《经验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551页），定价49元，胡鞍钢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780页）价钱是75元，差不多一页一角钱，可以和港台书叫板了！更离谱的是一本《科学哲学指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比胡鞍钢的书还薄一点，只有716页，定价竟然高达109元。相比之下，艾柯（Umberto Eco）编著的《美的历史》的精装本（中央编译出版社），440页，铜版纸彩印，定价198元，倒算是价钱公道了。
书价飞涨，苦了的是读书人。而绝大多数的读书人，经济上还处于“初级阶段”，看见好书，价钱烫手，偶尔“豪爽”一回不难，可平常日子还得要精打细算地过，那可怎么办呢？
我的对策是，涨得越高，挑得越精，读得越细。换句话说，那就是书的数量可以降低――反正现在房价也在发涨，你买得起书，可是你买不起房；书的质量却决不能降低――书贵了，买两本的钱现在只能买一本，那可买可不买的坚决不买，买回来的一定是好书，质量不降反升，这也算得上是“买书的辩证法”吧。
在这种“辩证法”的指引下，我挑中的第一本书是《中国社会史论》（熊得山，上海书店出版社，32元）。熊得山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读了作为这本书“代序”的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原因》，就知道这本带有“出土文物”性质的历史著作――写于1930年代，却从来没有正式出版过――在今天这个“戏说”横行的时代，带有明显的异质性。无论是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分析“商业资本”，《中国社会史论》恢复的是历史学本来就应该具有的尊严，正如作者一再强调的“吾人研究历史，并不是为的过去，而是为的现在和将来”。可惜，这种久违的尊严老早就失落在满街都是的小感觉、小细节和小聪明上。
需要恢复尊严的，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且还包括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近代通史》（1840-1949）（十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450元）的意义所在。如果按照“买书的辩证法”，我可以把这套并不便宜的书算作是偶尔的“豪爽”，但在认真阅读了其中几卷（如汪朝光的《民国的初建》、《中国命运的决战》和杨奎松《内战与危机》）以后，就觉得这钱花得值！在这个时代，面对这段通常被看作是“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过程，似乎很难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甚至在大学课堂上，对这段历史的讲述，也被诸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类的所替代。问题在于，“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否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现代化”就代替了“革命的历史”？这似乎不是一个可以仅仅在理念上展开的话题，而需要重新回到历史本身，这套大书则是“回到历史”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当然，回到历史还有许多种的方式，《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刘小枫编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9.8元）首次披露了德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什克尔对施米特的访谈《与施米特谈游击队理论》，这不仅仅对于我们理解施米特写作《游击队理论》的相关语境，而且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出“中国革命”的“世界史意义”，这种意义影响了当年施米特的思考，同时也必将透过施米特的思考，重新回到中国问题上。这就是如编者刘小枫所言：“学界中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研究施米特对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很有必要。”
然而，书本上的思想和知识不能马上决定物价的涨落，面对涨价，我们一片茫然：“涨”声响起来，谁心中明白？可是，另一种古老的声音仍然回荡在耳边：读史使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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