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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逢喜事

2007-12-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洪岩 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我有话说

钱锺书先生曾经说过一段很雅趣的实在话:“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学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释文盲》)我要说,在

泛泛的浏览中偶遇久觅未得的史料,从而使得深蓄的疑难涣然冰释,由此所带来的喜悦,绝不亚于随手买彩票却中了头奖。

每年我都会感受几次这种意外的喜悦,2007年也不例外。举个小小的事证吧!

在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有一位笔锋甚健的作者,署名伯虎。这位伯虎先生到底是何等人物,向来不为学界所知。不但学界不知,就是当年论战的参加者,也未能道出端的。比如吴黎平先生就曾回忆说,伯虎本名竺廷彰,又叫祝伯英、方亦如,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可是,竺廷彰又是何许人也,吴老的回忆是否确实,我们却连判定的基本依据都没有。

研读历史文献的难点在此,历史文献的诱惑和魅力同样在此。遇到这种富于诱惑的难点,禁不住诱惑的研究者,大都会强使自己成为刺探情报的包打听,扭住不放,非弄明白不可;不受诱惑的聪明人,却能够超然地保持文本本位主义,只管吃鸡蛋,根本不关心那蛋是哪只鸡下的。以新版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为例,书中既不了解方亦如的身世,所以也就把此人放在了社会性质论战的主流派别之外(第65-66页)。仅此一点即足以说明,尽管文本本位主义是20世纪的流行风,孟子所谓“知人论世”却也并未过时。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问题居然在2007年被彻底解决了。《秦邦宪(博古)文集》(无锡史志办公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清楚地告诉我们,伯虎原来就是博古(第120页),众所周知的秦邦宪。伯虎、博古,一音之转,竟让笔者不胜失之交臂之感。由此,这部文集的搜讨与考订功夫也就足见一斑了。要知道,就在10年前,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博古文选・年谱》时,尚未考订出伯虎就是博古。

博古是钱锺书的同乡。前些年,有学者挖掘出若干篇钱锺书儿童时期的作文,已然让我深感佩服。现在,博古的早期作品,显然也已搜罗殆尽。不过,要了解博古的生命历程,不能单看这部文集,还须阅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这套丛书对于研读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价值,无须赘述。博古便是书中的要角之一。有趣的是,该丛书的第13-17册,乃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7年9月推出,而前12册却是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一套书出自三家出版社,出版时间自1997年一直延续至今,足见学术研究之艰辛,大概也说明这套丛书并不具备“经济效益”。整套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人名的考订非常精细。比如博古,书中就告诉我们,他的俄文名字叫波戈列洛夫。不过,伯虎之于博古,书中却未点明,暗示编者并不知情。

书中对吴黎平(即吴亮平,1908-1986)也有记载(第15册第279页)。现在,知道这位大理论家、大经济学家、大翻译家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早就听说上海的一些老人在撰写《吴亮平传》,我盼望此书能尽快出版,也希望最新披露的史料能对撰写吴亮平传记有帮助。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梳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对这个问题,丛书也给我带来了喜悦。我发现,书中收录一份1932年1月的文件,其中明确载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13册第105页)。这大概是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半殖民半封建的完整字句。此前,虽然也出现过这一完整概念,却不是在正式文件中;正式文件中出现的,还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列的样式。读到这类文字,我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

好书的一大价值,就在于能够丰富和细化我们的认识,填补我们知识上的空缺。还记得十年前,我在阅读李季所著《我的生平》(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出版)时,得知辜鸿铭的英文稿《义利辨》是李季译为中文的。最近,遇到辜鸿铭研究专家黄兴涛教授,便将这一消息奉闻,引起他很大兴趣。兴涛教授的兴趣似乎已经转移到了“新史学”的建构上。读杨念群教授主编而兴涛为召集人之一的《新史学》第1卷(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1版),得知他们所说的“新史学”,就包含了语词史与观念史。当然,研究语词史与观念史,目的还是为了揭示社会演变的进境。在关于“她”字的讨论中,黄教授即告诉我们,严复与辜鸿铭都曾反对用这个字指称国家,因为“她”字阴性过重(第162页)。读到这里我随即想到,德国人是以父亲而不是以母亲指称他们国家的,莱茵河就是他们的“父亲河”。这与我们将祖国或黄河比喻为母亲的情形刚好相反。

当然,讲到“史学”,就不能不提到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四大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它没有使用“新史学”的好名称,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目前史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的新状态或新程度,这套书却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书是国内史学研究状态的集中展示。

顺便说一句,博古是新华社首任社长。博古在延安主持新华社工作时,三位得力部下中的一位,就是廖承志。而廖承志曾经是延安著名刊物《解放》周刊的领导人之一。读《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我第一次得知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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