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尚未过去，我已经把它遗忘。正值岁末，一些媒体的朋友陆续打来电话问及对这一年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看法，我总是陷入短暂的失忆状态。很多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不是因为它们如何重要，而是因为更为重
在读到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之前，我很有可能不会这样批评读者。因为我也具有布卢姆教授批评的“封闭开放论”倾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开放思想因而倾向于接受一切，包括认定不思考是读者的自由，却忘记了这很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绥靖主义”。这本书1994年首次译成中文，似乎反响不大，这不难理解，那时开放思想还是稀缺之物。十几年后，到了对此进行反思的时候了。这不意味着重新回到封闭思想的旧路，而是需要检讨我们是否已经在开放思想的名义下失去了自己的立场。我并没有完全被布卢姆说服，但是无法不认真对待他的观点。新译《美国精神的封闭》属于“人文与社会译丛”，这套书今年推出多种，其中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和阿伦特的《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斯科特通过对一个马来西亚村庄的研究，揭示农民在公共生活中处于“精心算计的顺从”状态，在村庄生活的“后台”则以偷懒、装糊涂、开小差等方式进行着反抗。“弱者的反抗”会通往什么地方，这也是阿伦特试图探讨的，她通过对比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指出反抗绝不是“不择手段”的。
读者似乎对这两场革命的区别没有兴趣，另一本以此为主题的《姊妹革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早已流落打折书店。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中医和西医之争，在网上总能看到两派进行路线斗争。双方忙着论战，没有时间去读李建民先生的《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这本书原名《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最初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我曾在一位朋友那里见到复印本，当时便期待它能进入大陆。作者提到“医学史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只存在历史学界而不在中医学界”，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对中医和西医之争没有任何兴趣的我对这本书却是兴趣盎然。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像在读思想史，作者认为脉学系统化的主要动源，不直接来自技术和针具的改进，而是来自人与天关系的重新调整。他不是简单地从医学的角度观照医学史，那样只能得出一个线性进化的结论，而是把医学史纳入到中国古典文化的脉络里，将经脉体系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王官时代”、“方者时代”和“医经时代”。这种研究方法尊重了中国古典医学的特点，即它更是一种文化而非技术。中医和西医的关系，类似于人文和科学的关系，两者有诸多不可通约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科学化可能是中医的出路，也有可能是中医的末路。一套十三册的“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开始进入打折书店，其中《生命与医疗》分册由李建民主编，书中收有他的《王莽与王孙庆》，通过王莽对叛党军师王孙庆的肢解这个“汉代正史唯一的解剖记录”，探讨解剖和脉学是何种关系，与《发现古脉》的一些章节具有承接关系，可以一并阅读。
列维－施特劳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07年）的出版之晚让我吃惊，这位1908年诞生的学者即将迎来一百周岁，他的代表作《神话学》才进入大陆。列维－施特劳斯文集的打折之快同样让我吃惊，整套文集还没有出齐的时候，先期出版的就捷足先登，迈进打折书店。确实，厚厚四卷本的《神话学》，阅读第一卷可以“一鼓作气”，阅读第二卷就会“再而衰”，阅读第三卷则是“三而竭”，第四卷只能束之高阁，更何况这一卷多达800多页。尽管如此，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学》依然让我着迷，如同《追忆似水年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读上一些片段，“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只有这样才能“养气”而非“耗神”。孙涤和郑荣清先生编著的《议事规则导引：公司治理的操作型基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汉化版”，很多公司购买《细节决定成败》之类的书籍发给员工，却对这本小册子一无所知，这个细节就已经决定了它们的成败。顺便插播一句广告，孙涤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非常值得一读。
最后需要老实交待，在2007年，我读得最多的不是这一年出版的新书，而是一些旧时文字。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对异域思想、文化的关注，我部分转回到对国史的观照。我对国史的“神话学”解读没有太多兴趣，而是着意于国史的“脉学”。通过钱穆、雷海宗、张荫麟、吕思勉等学者的著作，再结合诸多断代史，开始稍有感觉。不过，要想切脉，还有待时日；要想“悬丝诊脉”，就要等到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决赛那天，几乎永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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