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想去，最好的阅读状态，还真是一个人坐在牢里打发漫漫长夜时才能获得的――你不用面对书本外的现实，反正也走不出去；时间嘛有的是，锁在狱长抽屉里的一纸判决书，更能让你顺利地领悟‘经典’传递的教
年中写下这段文字，年底再抄一遍，争取抄满一百遍让它们成为格言。年中写剩下以下这些文字，年底再复制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可能废物利用，引来更多树大旗拉圈子的猎头的注意――他们都是不肯安心蹲监狱的人。克罗迪娜・蒙泰伊的《波伏瓦姐妹》――克罗迪娜以充分的同情描述了西蒙娜和埃莱娜・德・波伏瓦姐妹的晚年，虽然本着“青春无悔”的原则，她仍然对萨特、波伏瓦致以敬意，但她对存在主义运动，以及波伏瓦所担纲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种种因人的私心而生的肮脏阴险多有描述。她没有明言的一点是：在那个圈子及其社会活动中，私德的败坏与公德的沦丧是熔于一炉的。萨特和波伏瓦私生活上的不仔细（尽管波伏瓦表现出的“双性恋”气质按说也是女权运动的需要），与存在主义圈子内部关系的紊乱倒错密不可分，而作为一个集体性的“运动”，以萨特最后一任秘书贝尔纳-昂利・莱维为代表的那些势利小人的滋生，也是“萨特―波伏瓦”的（自我）偶像化、符号化、资本化的必然结果。
公私两相结合，这一群人难逃其悲剧命运。置身其外的埃莱娜也成了牺牲品，她一辈子被人看作“西蒙娜的妹妹”，到风烛残年时，她那被人民缅怀的伟大的姐姐，那尊再也无法走下台座的女神，还用一沓死后才被发现的书信给了她致命的一击。
库切的《幽暗之地》、《内陆深处》――两本小说内容不同，残忍可怖程度可以等量齐观。黑白人体互相交叠、撞击、黏附，除了血就是秽物。用存在主义者喜欢的术语说，能把这两本小说串起来的一根线是殖民地“他者”对自我的塑造。库切的这两本处女作已经达到了很多作家一辈子都没能企及的高度，他用让人头皮发麻的描写揭示了强与弱、文明与野蛮没有绝对的区分，企图征服“他者”的行为恰恰源于对自身的虚弱的逃避，并终将带来更深的孤独。
我们从这两本书中看到一个初涉文坛的超级冷血分子，一位不动声色地建造一座残忍王国的大师：我们看到雅各・库切（库切虚构的叙事人）是怎样把枪筒插进霍屯督叛徒早已没了血色的嘴孔里按下扳机的，我们看到玛格达又是如何把父亲的尸体按进澡盆，凝视着粪便一节节浮上水面的。残忍成了小说的基调，那王国里日常景象阴森恐怖，人们动辄歇斯底里。这是一个阴郁的年轻人在最终决定写小说后率先想到的东西；他需要在一个漂浮着粪便的澡盆里才能如鱼得水。
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算不上旅游胜地，那座城市虽然残破，但却属于瘦死的骆驼，破得有气势。粗略算来，奥斯曼帝国加上其前身在这里大略统治了近五个世纪，西方人视之为基督教在东方沦落的据点，时而痛心，更有无数文人抒发对当年拜占庭的热爱。而土耳其人自己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解体的奥斯曼帝国在凯末尔的运作下正式向西方看齐，帝国的遗老遗少们也尝到了在夕阳下黯然神伤的滋味。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数十幅很有“味道”的黑白照片，相信足以引起旅游者的兴趣。书的作者奥尔罕・帕慕克出生于1952年，在伊斯坦布尔的天空下长大，深深体味着空气里弥漫的两重性的妖魅：过去的行将过去，未知的依然未知，一边是以“繁荣富强”为最高纲领的大兴土木，另一边，“旧公寓楼房的墙壁以及斑驳失修的木宅废墟黑暗的外表”让未来的作家伫立街头，久久不愿离去。“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我只在伊斯坦布尔见过这种质地、这种阴影”这些“质地”和“阴影”很快就会消失在推土机面前，一场迟早会来的火灾也会夺取它们的生命。帕慕克是在如此背景下获致的对民族的认同：“当我看着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渐暗的冬日街道时，我内心深处便有一种甘苦与共之感。”
塞尔日・布朗利的《达・芬奇大传》――布朗利继承了欧洲优秀传记文学传统，几乎利用了所有能够利用的材料，把达・芬奇置入15世纪意大利诸侯并峙的历史背景下，追索他已知的生平，在适当的时候让他的笔记出来说话，从笔记里那些玄奥莫测的话语中寻找与当时画家处境可能相吻合的东西――那些语言往往富有诗意，像在写小说，让人空享文字之美，却捉摸不透其真实涵义。难以估量作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到了“完人”这一章时，达・芬奇生命伟业之一――绘制《最后的晚餐》――和他制造飞行器、出版数学专著的事迹聚拢到了一起，那是他一生最灿烂的日子。“从1490年起，莱奥纳多在严格地消化和清点（根据他所说的‘我的数学性原则’）全部人类知识，组织他们，需要时改正他们”，他“与全能的上帝较量，像文明之父和人类文化的恩人普罗米修斯那样像宙斯挑战”，这些语句读来毫无虚夸之感，布朗利一直在利用达・芬奇自己的叙述丰满他本人的形象。
布朗利的达・芬奇是完美的，空前的完美――一个21世纪的人为600年前的一位神秘古人作传时持这样的态度，是无可争议的。他向莱奥纳多致敬，事实上反衬出我们这个专业分工精细入微、百科全书式人物不再的时代是多么枯燥无味。
托马斯・潘恩的《美国危机》――《美国危机》中译本的出版，及时地提醒我们在政治理论博大精深的今天，不要忘记那个貌似粗糙极端的共和主义宣传家的存在。要理解美国精神，潘恩是绕不过去的。如爱德华・拉金所说，潘恩的文字不单服务于独立战争，更要紧的是它们“塑造了美国公众”，潘恩趁着北美大陆在政治上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来到这里画他的图画，纵然细节上多有偏执疏忽之处，但色调就此定了下来。他那一连串的发问――在任何国家权力的最初来源是什么？特权是否不属于人民？国王对人民有什么用？发明国王的人是不是人类的敌人？……――北美的政治初民看在眼里，读在口中，进而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
也许美国远不是自由的乐土，潘恩在其晚年也觉察到，新生不久的国家中已有阶级特权的萌芽发生。
艾伦・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布鲁姆进行了一项“富则思变”式的自我批判。布鲁姆说，通过经典铸造民族文化的理念，在当下一代高校师生这里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动摇，仿佛人人都拥抱一种价值相对主义，认为这是美国式民主的样板，代表着文明前进的方向。而就在这种讲究“存异”的氛围之中，“求同”的内核被抽掉了：没有那份“同”，就没有当初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脱英自治；开国元勋在立国时苦心孤诣确立于宪法的自然权利，正是为了赋予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们成为一个新民族的凝聚力。布鲁姆说，这些自然权利是不能以“多元”的名义随意废弃的。
《卡米耶・克洛代尔书信》――如果晚生一百年，卡米耶应该可以效法当今的一些女人，去爆那些侮辱和损害过他们的著名男人的料了，应该可以发布一个网络视频，或传阅一堆照片了，有机会的话，甚至瞅准机会给自己前夫或前情人来个落井下石。要把名人搞臭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和捧红无名之辈一样容易：有多少双血红的眼睛24小时盯着信息发布平台，等待着《国王的人马》里威利・斯塔克的名言“人都他妈始于臭皮囊，终于臭尸衣”的又一次获得实证。下一步，卡米耶就可以一天一件地拿出自己的雕塑作品，托同一个平台故作惊讶地告诉大众：“新发现！罗丹隐私爆料者也是大师！”
所幸这些都是假设；当今浊世的天才或大师免不了一人一脚污水，而卡米耶的时代，那个“世纪末焦虑”蔓延的时代，人还有独善其身的选择。不管有什么样的性格缺陷，卡米耶仍然保留着某种单纯，单纯地爱，单纯地怒，单纯地咀嚼孤苦伶仃的滋味，宁诉情于尺牍，不为任何利益去撕破封存的记忆，捅出她和罗丹共同拥有的秘密。当然不是鼓励女人以驯顺忍辱为仁，我只想说，情义之美德的深浅多寡，关系着一个人是否懂得自重。那些拿隐私当把柄的人，翻翻眼皮就整出“不得不说的故事”的人，多半已失去了一种更宝贵的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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