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我的“读书生活”可谓时断时续。但当真的回头去翻检自己的“书堆”，发现这不过是“甜蜜的烦恼”。作为“读书”的编辑――以“看书”为职业，而且不必有任何功利的负担――已经足够幸运了。就在这一
“一刹那”是多长时间呢？0.0133333秒。这是从钱文忠先生的《玄奘西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中看来的。在一次旅行中，读完了钱先生这上下两册“小书”。但我想，它改变了我对于佛教的认识，当然，这样的改变，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以至于后来，当我到各地庙宇参观，心中萦绕的，竟总是钱著中那灿烂却又似乎总在缥缈间的那烂陀寺。这或许就是一本书带来的心灵触动吧。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很多人读出的玄奘法师“执着的求道精神”反倒让于侧位了。进而，我想，对于“百家讲坛”这样一个文化娱乐节目，我们是否在苛求它承载太多的东西？如今，“百家讲坛”图书以及其衍生读物、批评读物、跟风读物，俨然成了图书业的“救市”法宝。是它掀起了公众读经、读史的热潮，难道这还不够吗？或许，就这一点，那些批评它的人也该心存感谢。当然，就文本本身的品评永远是有益无害的。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套“二十五史随笔”丛书，在我看来，其中一些分册如三国志随笔《大江东去》作者的妙思新见，尤在易中天先生之上。
很多年了，对文学作品读得不多。然而，今年带给我贯穿全年感动的，却是三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它们是《佐贺的超级阿嬷》（［日］岛田洋七著，陈宝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3月第一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和《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什么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是爱。《佐贺的超级阿嬷》是温情的爱――在极端艰苦的生活中，爱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力量，甚至给人以生活下去的勇气。贫穷，从来就不是可以放低尊严的借口。《伊斯坦布尔》是民族之爱――化解不开的愁绪，是作者对故乡的眷恋。面对无可挽回的昔日辉煌、无法避免的今日没落，爱有多深，痛有多彻。国家的危难，自可“重整河山待后生”；文化的衰竭，真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我读到的帕慕克最好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亲情的爱――作者在长达数百页的作品中最后的章节，写到了母亲的自杀，这短短两页是最打动我的部分，在这里，情感的宣泄让一切文学技巧黯然失色。
文学的力量在于它能用文字的表述超越表述的文字。很遗憾的是，我们的本土文学，包括很多被评论所推崇的作品，依然在重复一个个“蛮荒”的未开化的冲动，所谓揭示的“人性”却似乎在揭示人的“兽性”。这就是我会对当下很多文学作品产生习惯性抗拒的原因。怪不得我们如此急需一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然而，桂冠是用来遮羞的吗？玩笑开大了。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是一本有意思的书。正可与三联书店曾在2001年出版的《帝国的回忆》相对照，据说后者如今已经很难寻得，所幸的是，《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郑曦原编，2007年1月第一版）今年又“重出江湖”。与此同命运的，还有《国富国穷》（［美］戴维・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第二版），在我看来，这部书比起很多流行的著作更能引发人们的思索，但它2001年初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多少有些令人惋惜。在我的阅读中，这三本书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组合：《停滞的帝国》是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帝国的回忆》是当时正在积蓄崛起力量的美国对大清帝国由死到僵的观察；《国富国穷》是对千百年来大国沉浮的历史追问。他者眼中的我们、我们心中的我们，哪个更接近真实？似乎很难回答。但了解他者眼中的我们，会有助于我们明了：面对未来，何处当“振”，如何能“兴”。
毫无疑问，《难以忽视的真相》（［美］阿尔・戈尔著，环保志愿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红火是沾了美国前副总统的光，而它也为副总统先生带来了奥斯卡奖和诺贝尔和平奖。但也许若干年后，当人们不再记得戈尔是何许人也，这本书却依然可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本关于环保的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所说，探讨的“不是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世界正在变得疯狂，那么，没有我们的世界呢？《没有我们的世界》（［美］艾伦・韦斯曼著，赵舒静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提出了这个大胆的假设――当人类如幽灵般在世界上突然消失，世界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在书中，作者的叙述或许过于琐碎，但请允许我借用乔治・阿克洛夫的句式，这“不是一个存在与消失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不是吗？
还是有我们的世界好，不然，谁来写书、谁又来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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