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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团队是怎样分道扬镳的?

2007-12-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伏盛红 我有话说

按照《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作者张耀杰的说法,《新青年》杂志产生全国性影响并且正式开启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是4卷1号于1918年1月“复活”为由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之后的事情。

“五四”运动前后的周作人,由于加盟《新青年》同人团队以及提倡“新村运动”而名噪一时。在美国亲身体验并且直接

参与过宪政民主活动的胡适,却在标题为《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中,针对周作人等人积极推动的“新村运动”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英美近二三十年来”的“贫民区域居留地”(Social Settlements)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良运动。这种运动由一些大学毕业生主动发起,他们在最落后的贫民区里买一块地皮,造一所房屋,专门用来为周边的穷人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普及和公共服务。“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要做这一类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

胡适的批评意见揭示了他与周作人及其他《新青年》同人在路径选择上的原则性区别。在寻找不到既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出路的情况下,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很快走上了远离政治斗争的较为纯粹的学术道路。李大钊、高一涵等人所选择的是积极介入社会斗争的政治道路。胡适、陶孟和、傅斯年等人选择的则是既批评、监督政治却又不直接参与实际政治的另一条道路。单就周作人来说,正是“新村运动”的路径迷失直接导致他意志消沉,以至于在1937年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半推半就地投靠了日本侵略者。

该书中的各个篇章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兼容并包、和谐宽容的人文精神;以及在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身上表现出的“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强悍态度。《新青年》影响深远,而杂志背后的那些人与事亦颇具意味,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张耀杰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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