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著作的研究，一般多从著作的内容与形式研究着手，或研究其撰人生平与思想，对著作内容的评价，著作的社会影响等等；或研究其编撰、造刻状况，版刻的工艺，书籍本体的存佚等等。据我读书所及，尚未看到从另一种角度来考察和研究“著作”的论述。最近有机会读到何明星先生所著《著述与宗族》一书，颇多新鲜之感，循
《著述与宗族》一书涉及的领域很广，包含着图书、出版、宗族、学术等内容，但是作者并未按习惯常规进行研究，而是从社会学的另一角度切入，使全书别具新意，令人瞩目。作者除以“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为副题外，更在其全书提要中很明确地提示其著作主旨是：
“通过对清人文集的编刻方式的统计分析，及与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刊活动的比较，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清人图书文化活动在宗族传承、科举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的轴心作用，揭示传统著述、编刊与宗族是一种相互适应的文化生态关系。1960年之后的印刷技术变革打破了这种生态关系，对著述、出版以及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迄今尚存。探索现行制度与传统文化积累之间的转换与对接，对当代图书出版事业有很大帮助。”
作者就在这一主旨的指导下展开对主题的个人论述，作者以丰富的资料架构了七章正文，加上导言与结论。导言是全书的锁钥，作者提出全书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他除了以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为基本资料外，还提出“以著述立言，以著述为荣，以著述传世，是历史文化人亘古不易的情结”的命题；但他认为前人对这一命题“没有进一步专题研究立言不朽的人生思想追求，何以能够长期存在中国知识学人心底，其现实的支撑基础是什么?今天的中国知识学人是否还有古代中国人的那样浓厚的立言追求?”也就是说作者是要以自己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第一章是作者对两个本不相干的概念――著述与宗族，进行界定，以阐明自己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图。集部是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第四大类，一般学人熟知其事而不详其事，作者以简洁的笔墨，记述了别集的概念与源流、著述与编撰以及宗族的概念、起源、发展和演变。这些记述都比较准确，如对别集的界定说：“它是作者个人的生活轨迹、思想学术、工作资料等百科全书式的汇集”，是“保存了大量时代信息，是最为鲜活的具有时代历史价值的精神产品”。作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定在清人文集范围内，认为前人对这些文集之流传于世，只谈了表层原因，而忽略了这些文集传世彰显的中间转换过程。而“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辑、出版。对这个过程进行社会学考察，能更深刻地揭示清人学术传统、科举教育与血缘世系、师业承受、同里乡邦等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之间互为依托的发展关系，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反思现代出版制度，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作者对于著述中的撰述与记注以及宗族与家族的严格界定都有详细的阐述，为读以后几章铺平道路。
第二章是作者展示其研究方法的专章。作者娴熟于研究方法，在大问题的笼罩下，划出了专注研究的小圈圈。又从中选取了清代文集作为研究对象，并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即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所收的600种清人别集。然后从文集的编辑出版方式的角度，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研究，以揭示清人图书编刊等活动的宗族化特征，并进一步考察宗族家族的图书活动在清代学术研究、科举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作者把这种文集的编刊方式分为：为先人先师、自编、为同里乡邦、以编辑为业等四类。然后逐类详加剖析，得出于家族宗族的依托互动的密切关系，并向自己提出应该回答的问题说：“这种依托于宗族血缘、地缘的文化活动，形成了清人的图书著述、编撰、刊刻等文化活动的哪些不同于今天现代专业出版的特征?它是如何过渡、演变到现代专业出版?再进一步，中国传统图书文化活动乃至科举教育学术研究与宗族发展演变之间有着怎样的互为依存关系?宗族化是怎样开始现代化的蝉蜕这些都是本书要研讨的重点，本书将用四章的笔墨研究探讨之。”
作者将写作脉络交待得很清楚。他将在第三至第六的四章中，展开对全书主旨的探讨。在前三章中，作者从著名科举家族、学术活动和学术著述、出版、传播等三大方面，分别论述其宗族化的特征与关联。这三章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几乎网罗了有清一代一流学者102人的著述与宗族关系，而加以详尽的阐释，学术论辩的含金量颇高，几可作清代学术史来读。而在第六章中则把作为宗族象征的族谱的编撰、传播，拿来与清人文集出版活动作对比分析，使人更进一步了解著述与宗族的关系。而第七章则表明作者将以1860年作为传统编撰、出版向现代化的出版业的转变，可称为一家之言，但提出了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有待其他学人思考和论辩。
作者在书中还不时提出一些值得重视和有启发性的观点与见解，如对立言不朽的评说是：“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不仅创造了奇迹，而且安顿着一个个学人在困厄与窘迫的心灵，使之顽强不屈，构成了一部个性鲜明，壮丽多彩的图书文化史画卷”。对文化与宗族间的关系则指出：这“是一种相生相继的因果关系，宗族成员的政治、经济活动方式，显现一个宗族特有的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会反过来成为宗族进一步繁衍生息、世代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对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论述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是在对历史以往学术成果的继承过程中产生的，学术共同体的圈子越大，意味着对已有思想、成就吸收继承的愈多愈广泛，一个人取得的学术成就有可能越大。”
《著述与宗族》是一本有创意的专著，为研究清人文集开拓了新领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辛勤用心。如果吹求的话，那么附录中的《清人文集名录》只是移用了张舜徽先生的收录文集单，而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亦尚非难求之书。设若本书再版时，能否略去这份书单，那将节省二十余页篇幅的负担。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何明星著，中华书局2007年9月第一版，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