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记本上抄录了帕斯捷尔纳克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已经老了，也许，很快就会死去，再也不能放弃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
帕斯捷尔纳克的心里是长期怀有不能自由表达思想的隐痛的，尤其是在那风风雨雨的1958年。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在俄国引
“诺贝尔奖事件”的高潮期我正好因病住进了莫斯科大家医院。我住的是单人病室，因为寂寞我把收音机成天开着。那几天莫斯科电台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报导各界如何“声讨”帕斯捷尔纳克。有的声讨者还向政府献计：“既然外国人那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那么干脆把他逐出国门好了。”帕斯捷尔纳克随即服软，向政府领导恳求千万不要让他离开俄罗斯祖国，与此同时他违心地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方面表态：他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可以想见帕斯捷尔纳克在那个时候承受的心灵煎熬，但苦苦煎熬了半年之后，要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渴望终于冲决了诗人自设的堤岸，他写了一首题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诗。我现在借用余一中先生的译文把这首诗抄录如下：
我算完了，就像被围猎的野兽。自有光明与自由的所在，可紧跟我的却是追杀的喊叫，我已经无法到外面去走一走。漆黑的森林和池塘的陡岸，还有被砍倒的枞树及树干。通向四方的路已经被切断。一切都听天由命，随它的便。我可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我是杀人犯法，还是无赖、泼皮？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但尽管已面临死期，我也相信，有朝一日，善的精神定将压倒卑鄙和仇恨的势力。
这首诗于1959年在英国发表之后，西方一些评论家断言，“光明和自由的所在”是指西方世界。这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武断。更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这“光明和自由的所在”就在诗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在诗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涌动着“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