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欧洲第一次上演《群鬼》时最后一幕剧照
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的《群鬼》一剧应该与《玩偶之家》（1877）相参照而阅读。它不仅是《玩偶之家》的续篇(
如果说欧洲文明的基本建构为两大要素：希腊―罗马(Greco-Roman)要素和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要素，那么，易卜生对于后一要素一直是心怀难言的矛盾甚至敌对的情绪的；而他对希腊―罗马要素中对人性的肯定和赞美是满怀喜悦和敬仰之情的。他的第一个剧本《凯提莱恩》（Catiline，1849年）就是以罗马的历史为题材的，充满了对人性复杂和狂暴的痴迷与玩味。他耗时四年写就的“世界历史剧”――《皇帝与伽利利人》（1869年），也以罗马皇帝朱利安背叛基督教信仰作为结局！而他所塑造的基督教牧师形象，却要么性情冷峻怪异（如布朗德），要么懦弱无能（如该剧中的曼德牧师）。《社会支柱》的楼纳就称只会夸夸其谈而对女人却毫无吸引力的教师罗冷为“牧师”。在易卜生看来，牧师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代表，象征着对人性的压抑和对自由的剥夺！曼德明知阿尔文太太当年的离家出走是怀着对他的一分柔情和期望，他却视若无睹，或者出于对基督教道德力量的恐惧，亲手扼杀了这份柔情，坚持要阿尔文太太回家去“尽义务”。他居然这样对她讲：“想在这个世界上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现。咱们有什么权利享受幸福？咱们只能尽自己的义务，阿尔文太太！……你的义务就是紧靠你自己选定的并且上帝叫你紧贴的那个男人。”
易卜生显然借阿尔文太太最后所落入的悲惨凄凉的境遇表达了对传统道德观念摧残人性、限制自由的强烈不满。他以“鬼”这个意象来突显这一强大势力对人性的压抑和强暴：“因为有一大群鬼把我死缠着，所以我的胆子给吓小了。”（252）“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曼德牧师。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而且各种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经失去了力量，可是还是死缠着咱们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253）锋芒所指，显然是无处不在的基督教道德传统的影响和控制。
易卜生何以会拿基督教道德传统来开刀？这应该与他自己的成长历程密切相关：他年方十六时，家道中落；其父消沉，酗酒；其母及其妹皈依基督教；唯有他自己被家人送往数百里之遥的格里姆斯达一家药店做学徒，饱受困苦和冷眼，并且与一大他十岁的药店女工偷情，还产下一子，可见其当时处境的孤寂和尴尬。那时他一定呼求过上帝。然而他的境况并未有丝毫改变；他是缺乏耐性的。他开始转向自我奋斗：第一步就是考大学。虽然最终未能考上，却就此开始了他戏剧创作的漫长生涯。这样一种坚信自我，永不言弃的个性，是很难走入宗教中去寻求慰藉的。然而，将宗教视为“迷信”甚至“魔鬼”，却不能不叫人瞠目。难怪在它发表之初就引来一片谴责和谩骂，萧伯纳说简直可编写成一部《谩骂大全》！易卜生叛逆和渎神的举动以《群鬼》算是一个极至：其中有他的愤懑和发泄的快意。
其实，追溯易卜生的人生与创作的历程，不难发现他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做文章：是追求冰山之上的教堂呢（《布朗德》），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世俗的享乐与权力（培尔・金特、朱利安皇帝）。而其发展思路随着一部又一部剧作的出现渐成清晰轮廓：对人性中的激情和意志更加充满肯定和欣赏；而对于人类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概以“理想主义”斥之，并认为它只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灾难（《野鸭》、《海达・高布勒》等）。难怪易卜生在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中说道：“娜拉之后必有阿尔文太太。”(After Nora, Mrs.Alvinhadtocome)言下之意，他的攻击是不会停留在点到为止上的，他更要实施诅咒。
经过一番寻觅和探求之后，易卜生又回到了他的“罗马”――血与肉的碰撞和厮杀，激情和意志的冲突与较量。希腊―罗马要素又占了上风：这大概就是人们常常议论的“易卜生剧作的轮回”(Ibsen'scycle)。有人称易卜生为“现代戏剧的罗马”。这真是极具讽喻意义的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