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国作家福克纳访问西点军校，并向学员们发表了关于“在一个腐朽没落的世界里人的命运”的演讲
文人学者自杀绝不是哪国独有现象。虽自杀的“奥秘”各不
尼古拉首先提出了一个让学者不易回答的问题：“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行业，你如何能让它名正言顺？”作为一种行业，它自然就应该有利可图，带来生计，并让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有相当的专业技能，赖以谋生外还可带来成就感。于是，他就想从其他专业的人士那里得到一些验证。结果一位能言善辩的化学系毕业生对他“选择再在大学里呆若干年，花掉大量（父母）的钱继续攻读诗学学位。整天查看作文的截止日期、打印文章、钻入故纸堆等等”的自我描述的评价是寥寥两个短语：“听起来有点乏味”、“听起来有点像历史研究”。对于前者，尼古拉认为不是“有点”，而是“乏味到让意识麻木”。接着，他历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资证明并非夸大其辞：整日里读着他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心里惴惴不安，唯恐自己从事的研究是个已被充分研究过的领域，以至于学位论文通不过。一份学术期刊包含七八篇大约八千字的文章，每年都会有上百种出版，充斥着图书馆以及书店的书架。这些出版物并非为了公众愉悦，而仅为那些在已引用百万篇文章后希望再增加一个出处的学者们参考。至于“有点像历史研究”的评价，他认为初听起来顺耳，因为文学史比起文学批评更显得有文化、讲科学，不像后者那样轻浮不着边际。然而，一转念，尼古拉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为其唯一领域的研究者通常都会成为伪历史学家或伪心理学家，是他们感觉自己能加以应用的分析模式的模仿者。因此，他说自己深切地意识到“经过三年学习，我照样会无一技之长”。于是，他把所有的忧虑向自己的那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导师倾诉，得到的回答是“不管是我或我的同事，若整天在想别人都做了哪些研究，那非疯掉不可”。尼古拉觉得若果真如此，那文学批评产业就存在让人费解的矛盾：一方面在著作里高举知识传承的天经地义之旗，另一方面还必须避开它们以便相信自己的研究无论如何是有必要的。
然而，尼古拉并不否认世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优秀的批评家，如赫蒙尼・李的“伍尔夫传记”，他认为比起伍尔夫本人的言说来更能真切地引发他对其人其作的兴趣。但他觉得这样的批评家是百里挑一，充斥大学里的绝大多数是平庸之辈。其结果是优秀作品衍生出太多的学术垃圾，毁了作为一个学科的英文，使之沦为不可卒读的理论网络。为了拨乱反正，尼古拉想出了两个怪异的对策：一、让非文学专家来研究文学，因为他们可以给艺术带来更合格更具原创性的视角，而像自己这样的人必须先被逐出书海世界直至获得真实的能力；二、拒绝接受批评出版物，尽管它们在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时代之前既已存在。
诚然，文学总给人以温馨的暇思，而当前的文学批评却已异化为面目可憎，我们暂不去深究其后果如何，让人感觉可惜却是实实在在。我们不清楚23岁的青年博士生尼古拉・海内自杀的真正动因，但我总觉得那一定与他对目前学业的意义与未来职业的迷茫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眼前所作所为的缺乏意义一定会引发其对生命价值的怀疑，更何况他是如此敏感的青年。
一段时间来接触了不少的西方书评报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法国的《读书杂志》等等，感觉西方人文出版现有两大趋势：一、非虚构类著作数量大大多于、其影响更是强于虚构类著作，二、传记类作品成为了文学出版的耀眼明星。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文学就此衰弱并一蹶不振？其实也未必，因为坚守阵地者并非没有，常常还能听到旷野中的呐喊几声。但是，最叫我们意外的是美国西点军校人文教育竟如此重视文学经典――与战争息息相关的那部分经典。
早就听说“二战”打得正酣时美国大兵几乎人手一册海明威的反战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又译“战地春梦”）或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丧钟为谁敲响》（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0又译“战地钟声”），开始时觉得当时上级军官及随军牧师不予禁止令人不可思议。他们竟能看着反战小说上战场，而且还越战越勇，征服了日本人又打败了德国佬。细细想来，意识形态的接受与个人的行为恰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那样，不仅有顺势的反映与影响，还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批评与反拨。可见，文学的作用绝不是要把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在愉悦陶冶之余以其一贯的批判精神来培养人们的自我判断能力，而这不啻是最明智的意识形态教育。刚刚出版的《士兵之心：在西点军校通过战争与和平读文学》（Soldier’s Heart. Reading Literature Through Peaceand Warat West Point）是作者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向我们证实了美国确实有以文史为核心的军人人文教育传统。
作者伊丽莎白・D・萨梅特（Elizabeth D.Samet）是西点军校已有十年教龄的文职教师。她说，2003年当国务卿鲍威尔将军向联合国安理会陈述关于萨达姆储备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自己正按课程安排给新学员讲授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录事巴多拜》（“Bartleby the Scrivener”）与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4）的《有一种军官》（“One Kind of Officer”）两个短篇小说。这两篇军事题材小说都叙述主人公违抗上司的命令。其实，在英美的战争文学中，不乏有对“忠于祖国、为荣誉而战”进行嘲讽、以告诉读者真相为己任的作品。例如，英国诗人罗森堡（Isaac Rosenberg,1890-1918）、沙逊（SigfriedSasson,1886-1967）、欧文（Wilfred Owen,1893-1918）关于“一战”的诗歌，揭露了英国文化中的那种把战争看作高贵、荣耀无比、富有骑士气概的粉饰、虚妄的观念，告诉人们实际的战争是丑恶的，兵士们在战壕里过着的是浑身泥泞、被水泡、被虱子咬的非人生活。美国文学里有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1961），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在“二战”中美军官僚体制压制普通飞行员或士兵的圈套；奥布赖恩（Tim O’Brien）的越战题材作品《他们携带的物品》（The Things They Carried,1990）认定一切战争故事里的道德、教诲、榜样、鼓舞人心、操行端正的宣扬都是古老而可怕的谎言。然而，西点军校对以上作品并不避讳，甚至与《伊利亚特》和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的作品（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一起进入了他们的课程，因为师生们都明白“虚假虽以各种面目展现其魅力，但荣耀归于真实”。
西点军校对未来军官的人文教育以文学历史而非政治宗教为主。在他们那里，军人可以不管宗教不懂政治，但必须要有公民责任感，而文史等人文学科的教育在他们看来正是通向那个复杂、困难而又高贵目标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