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教改之风依旧震荡整个出版界。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黄旭年初时还在忧虑，新教材“一纲多本”，相配套的教学辅导用书版本数量大增，加之市场更加细分，编辑部能不能顶住这些压力完成全年任务。直到年
至于2008年的工作，黄旭早已在2007年下半年就开始理清了脉络――继续保持教育理论图书和教师用书等传统优势产品，如“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明日教育文库”丛书、“新教育文库”等。“我们正在精心打造，陆续推出的一些社科精品，我们也给予厚望，如澳大利亚新当选总理的传记《陆克文传》，第一时间推出，且唯我独有；《当代台湾人物图谱》，以犀利而诙谐的笔调刻画台湾社会台面人物众生相，帮助广大读者透过重重迷雾，透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情，可读性极强；《图文台湾》系列，贯古通今，图文并茂，是认识宝岛的理想通俗读物。《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莫理循及其研究系列’经过深度开发和延伸，业已形成规模阵势，引起了国际和国人的重视和关注，央视十套节目将在下月播出以我社图书《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为资料背景的大型历史文献片，更重要的还在于由于这两个系列丛书的开发，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民国史研究的空白”。
在外部产业环境上，黄旭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出版企业的扶持。“党和政府要求我们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宣传主旋律和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们工作的第一使命，实际上就不能完全像物质商品生产经营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尤其是，社会处于转型期，公民阅读率连年下降的形势下，图书出版是面临着客观的危机的。”“第二，政府在规范图书出版和市场准入方面更加有所作为，加大力度，制定更加可操作的法规；仅靠行业诚信是不够的，因为不诚信者可以利用诚信者的诚信，攫取高利。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健康的人会因为不健康的人而变得更加疯狂。比如，不少类别图书选题要求专门报批备案，而教辅却依旧门槛很低，以致次品迭现人人称厌，因此政府应该引起重视使之向规范、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不应任其混乱。”“第三，出版行业似乎遭到很多误解，如暴利、无错不成书等，我们出版行业越来越边缘化”，说到这一点黄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我们社一位副总编与兄弟出版社一位资深社长一同应邀赞助并参加一个阅读学会和图书馆协会同办的会议。主持人依次请当地官员和有关专家学者致词后，最后是商家代表上台发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各图书馆代表突然乱作一团，甚至责备主持人‘凭什么把时间浪费给商人’。我社副总忍无可忍，冲上主席台高声说道：‘某某老社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级专家，是国际少儿阅读联盟的轮值主席，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上台演讲！’直到这时会场才安静下来，响起掌声。”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黄旭仍旧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作为出版人，他深感行业形象和责任在社会中沦落之忧。“同是知识界的人，出版人何以斯文扫地，沦落至此？一位名牌大学的知名出版社著名社长曾经愤愤然说，他当博导时，说话还有人当一回事，可是他转任出版社社长之后，说话没人理会了。是社会病了，还是出版界病了，抑或都病了？出版人应深思，全社会都应深思。”他希望，2008年社会对出版行业的误解，能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导作用下得到缓解，“我们也需要被宣传，一方面从出版行业的作为上，一方面改善从业人员形象，提高行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