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材。诸如近年引进的反映当今世界前
（二）输入了外国某些成功的管理经验。这方面机工社、中信社的引进工作都富有成效。像中信版的《长尾理论》、《赢》和商务版的《蓝海战略》等书，对于借鉴外国成功经营理念，促进企业完善市场化的机制，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三）及时跟踪世界文坛动向，促进中外文化多元交流。引进版图书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最为明显。一是广。不论是欧美、拉美，还是日韩、以色列，凡是当今世界文坛有影响的作家，包括高雅的、通俗的、获奖的、有争议的，其主要作品，我们几乎全有介绍。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个别外，其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普利策奖、布克奖、龚古尔奖、塞万提斯奖也大体是这样。二是全。近几年我国出版外国作家的文集相当流行，以前出文集，要看作家的名气和成就，现在好像不讲究，动不动一套文集就出来了，以至有的作家在其本国还没出文集，却在我国出齐了。三是快。每年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各社都在抢快，有的颁奖一周后就有中译本上市。像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的处女作、代表作和晚年新作，现在都有了中译本。至于有些畅销书，由于国外未成书就开译，以至可以做到中译本与原书同时间上市。
（四）壮大了出版社的实力。好的引进版选题，自然会带给出版社丰厚的回报。如中信版《穷爸爸，富爸爸》已累计发行500万册，哈尔滨版《致加西亚的信》也已发行220万册。
近年较有影响的《达・芬奇密码》、《我的名字叫红》、《钝感力》、《芒果街的小屋》等，少的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册，都使出版社赚了不少钱。主要经营引进版图书的译林社，前年就曾跃居文艺社实力第一名。至于《哈利・波特》带来的效益更是创了奇迹。人民文学社该书7卷已发行超千万册，哈七首版印100万册不够卖，次日就要加印。它不仅壮大了人民文学社的经济实力，还带动了印刷厂、纸张商、书店等各环节一起旺销。还要看到，随着《哈利・波特》图书的引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少年的阅读兴趣，还相继开发出《哈利・波特》产业链，使《哈利・波特》的引进效应向更大范围扩散。
引进版图书所获得的效果还不止这一些。这表明，有序引进外国图书，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出版业本身壮大的有效途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引进版图书，也存在不少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主要是：
（一）选题引进缺乏充分论证，翻译结构逐利失衡。
1978―1990年，我国共出版翻译书28500种，年均2192种；到了1995―2003年，翻译书总数为94400种，年均增为10489种。近几年，古今外国书基本上维持在年翻译大约1万种的水平，这可是个不小的规模。对待外来文化，一向强调要“洋为中用”，就是要引进、吸收适合我国需要的外国先进科学及优秀文明成果，可是现在，这些指导思想越来越淡忘了。许多出版社都把利润指标承包到编辑，那些挤进翻译出版的民营文化公司和工作室，更是冲着赚钱来的，于是盈利与否，就成了引进选题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未经严谨论证的引进，导致了翻译结构失衡，表现在：
一是引进偏食，值得引进的没有引进。据2005年全国出版社申报选题的分析，总计引进选题6737种，其中自然科学类只占13.65%，而人文社会科学类却占到83%，后者当中又以文学类居首位，占20.1%，其次是文体及生活类，占16.53％，经济类，占14.36％。对外国先进科技书引进的比例明显偏低。人文社会科学书引进数量不仅偏大，而且呈现趋利偏食，大多都是追逐名气、获奖、码洋，而忽视为真正的需要而引进。对于那些虽有学术价值但会有市场风险的，往往受到出版者的冷遇。例如，几年前美国很流行一种心理学理论，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只是解释事后心理，属于“消极心理学”。他们提倡“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又称“身心健康学”（theScienceofWell-being），主张事前主动干预和引导人的心理。比如，你去参加宴会晚会、唱歌跳舞，所得到的欢愉只是瞬时的、短暂的；而让你去献血或从事公益志愿者，所得到慰藉和满足感却是持久难忘的，因此，人们更应该提倡和遵循“积极心理学”理念。上世纪末，美国许多高校就开有这门课，我们直到去年10月才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引进了其中的一本书。
二是趋时媚俗，不该引进的滥进。只要到书店看看一些引进版图书的书名和封面，就自然会产生“我们真需要这些吗”的疑问。因为这当中，有介绍外国各行业“潜规则”的，有教你如何拍马吹牛的，有介绍如何防止被妻子发现偷情的，还有宣扬各种神怪魔鬼和感官刺激的等等。尽管有的只是部分涉及，有的还披上遮羞的伪装，但引进这些究竟有什么用？
三是拔高“洋货”，主编套书太随意。如把国外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宣传成有实力问鼎什么大奖的“力作”；把洋人某篇文章的一家之言，炫耀成什么“世界最新潮流”；把人家已经过时的东西，包装成什么“先锋时尚”。主编套书，本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行为。60年代主编著名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三套丛书”时，是由当时中宣部副部长林?涵牵头，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多次论证选题，还建立了翻译、编辑、出版的一套监督机制。反观时下有些引进版套书，策划人当主编，同人定选题，摆弄新词吓唬人，有的还用“发包”方式，一人承包，找几个哥们儿，凑出几本就成套。这些都是仗着信息的不对称，忽悠读者没商量。
四是收钱出书，变相出让引进权。例如，有些外国机构，通过资助方式在我国出书；有些外国不知名作者，先采取放弃版税甚至倒贴在我国出书，以图进入中国市场；还有我国的文化中介机构，以中外文化交流名义向外拉来赞助，出版替洋人、洋货、洋机构扬名的图书和画册。这些引进的书，其选题基本上都是出资方挑选安排的，等于变相出让了引进权。
上述种种，使我想起了2005年季羡林先生就翻译问题与我的一次书面谈话。季老说：“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季老这些话，可谓点中了盲目引进的要害了。
（二）翻译质量下滑，重复出版严重。
名著正常的译本更新，这是需要的。一些严谨的出版社，找高手，出新译，其质量是有保证的，对此应予支持。但是，综观市场上翻译图书的翻译质量，确实存在下滑的现象，对此媒体已做过大量披露。这种下滑集中表现在：
笫一，为抢市场，不惜粗制滥造。在市场激烈竞争中，商机就是利润。出版者为了抢先上市，往往拉来不合格的译者，或者由多人分译，甚至还采取边翻译、边发排的“流水翻译法”，结果抢先上市的劣质书先得利，而认真推敲质量的佳译，反而被抢去市场份额，造成了劣胜优汰的反常现象。
第二，外国名著大量低水平重复出版。外国文学古典名著，因为无需买版权，市场一直有稳定的读者群，于是，招引来许多出版者竞相挤抢这块蛋糕。据年初苏南一家书店提供的材料，该店上柜的成套世界文学名著就多达12套，每套少则几十种，多的百余种。其中像《红与黑》、《茶花女》、《傲慢与偏见》等都已有一二十种译本。成套以外的名著，只要好卖，也同样不断有人“重译”。例如，法国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中译本有25种之多，其中仅在2000至2005年5年内就出现了20种，平均一年冒出4种新译本，成为我国翻译出版史上罕见的“奇迹”。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多是业余译者。现在每年引进的新书就有1万种，再加上这么大量的名著重译，哪里能找到这么多合格的译者？有的出版社，年把时间就能推出上百种名著“新译本”，如此规模的快速重复出版，其翻译质量怎么能保证？
笫三，出版社削弱乃至放弃了翻译质量把关。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专业的翻译出版社，都配有必要的外文编辑，承担着审订翻译质量的任务，即使有些小语种译稿需要请人外校，也必定要物色该语种的专家协助把关。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出翻译书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好传统丢掉了。许多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他们借口译者“文责自负”，放弃译文质量把关，有的连编稿也承包给译者，以至有时翻译书内容和质量受到批评，而出版社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三）抄袭屡禁不止，盗版依然猖獗。
由于外文文本，不同译者可以有多种诠释，同样的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因此，抄其意而异其字，就成为翻译抄袭者的常用手法，真要去追究，取证难度也较大。至于一般读者，因没有阅读原版书的条件，很难判断译本的优劣，也无从识别手中的译本谁抄谁。再加上许多译者和出版社，苦于起诉费时费力，维权成本太大，往往对抄袭侵权采取息事宁人态度。这样一来，那些“文抄公”仗着打“擦边球”屡屡得逞，以至越抄袭胆越大。这种现象在名著重复出版中尤为突出。市场上已经出现“职业抄手”这一群体，他们买来多家不同译本，靠剪刀、电脑，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取诸家之异”，拼凑改动出一个抄袭来的“新译本”。据《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披露，时代文艺版《诺贝尔文学奖文集》一套22种，译者只有“李斯”一个人。正奇怪此人竟能译十几种文字，经南京大学图书馆版本专业人士一查，发现这套书有好多种都是抄袭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和译林等社的译本，有人找出以前的报纸，还表明此人有过抄袭前科。我曾在报上发表《文抄公的“马甲”》及《致“李斯”的公开信》，列出三种书部分抄袭文字的对比，希望“李斯”亮出自己的真名、学历和翻译经历，澄清对他的质疑，可惜他至今没有回应。最近又出现“史上最牛的译者”龙婧，三年多中竟译出英、德、法文译著20多种，平均一年能出版译作6部。有谁会相信？
长销的外国文学名著及引进版畅销书，向来是受盗版危害的重灾区。以往盗版多为书商及社会不法分子所为，而现在发现，有些正规出版社和印刷厂也加入这个行列。北京有家销售外国文学名著很“火”的出版社，因盗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书，曾被逮住赔过钱仍不悔改，去年又再次盗印，上海译文社已决定起诉追究。至于像《哈利・波特》、《魔戒》这类引进版超级畅销书，在有些地方，盗版销量甚至超过正版销量。随着数字印刷的出现，盗印更方便了，现在有的畅销书，可谓正版未出，盗版先行。还有网络上的盗版，更加防不胜防了。
盗版盛行的原因很多，这里特别要指出一点，就是处罚的力度太轻。前些年法院判定侵权的，规定按稿费标准5倍赔偿。2001年我曾替冰心、季羡林等16位名家打过一场维权官司，胜诉后，因为作品字数少，冰心亲属获赔800元，季羡林获赔1700元。若非多人诉讼，上述两位所获的赔款，还不够支付诉讼中的电话费。现在赔偿金额改为按被侵权的损失核计，这样虽有所提高，但因核计单本损失过程繁琐，取证不易，实际获赔的金额依然有限，与追究、起诉的种种投入相比，往往得不偿失。正因为处罚力度太轻，追究过程艰难，时常还要面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种种阻力，以致助长了被害人息事宁人的无奈情绪，客观上又纵容了盗版者有恃无恐的屡犯心态。近见报载，法国有人提前将《哈利・波特》前三章译成法文在网上公布，被法国反盗版警察发现，仅15天侵权人就被逮捕。看来反盗版就必须这样迅速有力。
（四）评论缺失，导向声音薄弱。
面对全年出版的23万种图书，我国现有的图书评论，真可谓凤毛麟角。对于引进版图书的书评，尤显缺失。其原因，一是引进版图书，大多涉及两种文字和两种文化，这对书评作者知识的要求更高了，作者不易找。二是高校和研究机构，通常只教、只研究外国名家的高雅著作，而当今引进版图书中，却是大量尚无定论作家的通俗作品或实验作品，不少学者对它往往不熟悉、不欣赏，以至“不敢”或“不屑”去写去评。三是书评报酬太低了。写一篇引进版书评，通读全书还不够，还得参阅相关中外文资料，写出来了有时还上不了核心期刊，所得百把元哪有吸引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出版的导向，往往要通过媒体的舆论来体现，而有质量的书评，正是影响这种舆论的重要渠道。引进版图书评论的缺失，使舆论导向的声音显得薄弱。比如近几年来，从图书、影视、动漫，都引进了不少宣扬神魔鬼怪的内容。已有专家认为，如此大量宣传神魔鬼怪，对青少年难免没有负面作用。即便像现在被“捧上了天”的《哈利・波特》，对它全面、实事求是的评论和引导也很少见。很少听到媒体对品位不高的“时尚”有不同意见的评论声音，这算不算“导向的声音薄弱”呢？
（五）翻译出版资质缺乏监管，市场竞争不讲诚信。
一般中文书，多数读者都能看出质量的优劣，而引进版图书，因为许多读者不懂外文，又不掌握翻译原文，很难看出译著的差错，因此只能相信出版社的质量把关。这就要求出版社，必须具有把好这个关的能力，即具备出版翻译图书的资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过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准入制，起初全国只批准约30家出版社可以出版外国文学，还规定，必须有外文编辑的出版社才能出版外国文学。后来这些规定，虽没有宣布取消，但早已没人执行了。翻译出版资质监管的缺失，使许多非文艺社、文化公司、工作室都在染指这个领域。现在许多翻译书，版权页上出版单位显示的是某家出版社，而实际上操作的则是其背后的书商或工作室，由此造成了翻译出版主体准入杂乱的状态。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引进版图书的出版中，还存在诸多不讲诚信、无序竞争的现象。例如：哄抬版税率和首付款，竞相争抢畅销选题，导致外商奇货可居，渔翁得利；隐瞒版次和印数，克扣原作者及译者应得的报酬；以编译、摘译、译述、译写等形式，不顾译德，擅改原文，添枝加叶，讨好读者；甚至出现伪造外国人写的伪书，等等。
以上所述，虽然只是反映少数人所为的局部现象，但也有必要引起主管部门和业界人士的重视。要解决引进版图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构建和谐翻译出版环境，无疑需要多方综合治理。当前，我以为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呼唤理性，克服盲目；二要加强管理，注意导向。
呼唤理性，就是要求：还是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引进翻译选题，重在选择。兼顾两个效益，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要从读者真实的需要出发，讲究品位、良知、审美和职业道德，拒绝跟风、做假、忽悠、打“擦边球”。要建立引进选题的科学和民主论证机制，力求宁缺勿滥。这些也许被视为老话、“套话”，但这正是克服浮躁、回归理性所必不可少的。
加?管理，就是要求：充分认识引进版图书涉外的特殊性，必须从选题规划、出版资质、翻译质量、版权交易、打击侵权盗版、行业自律、市场规范、以及扶持和引导评论等等方面，切实加强监管，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法规。热诚期盼上述呼吁，能够引起有关各方的重视和积极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