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兄从广西来到北京，要我为他们的专著《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写些文字。我暗自觉着为难。预感到这是一篇很难写的文字，但似乎只能担当起来，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故
但我得承认，我对书中所论的故乡人和故乡事有兴趣。“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愿意藉此机会再次神交故乡的旧雨新知。我对论著的选题也有兴趣。“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这是一个具有文化学研究意义的论题，在文学研究中有所通变。我感觉到当中新的气象，新的语境，新的境界。
《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是以文学文化学为主导的一个理论批评文本。我对这部论著所凭借的理论支点很感兴趣。这部论著的论者，除了无法脱离的一般文艺理论之外，主要是凭借了当代文化理论，特别是凭借了当代文化理论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和文学人类学理论。此外，还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理论，以及近年来耳熟能详的后发优势理论。有了当代文化理论当家，加上诸般理论武器，能内能外，能大能小，此番研究也就左右逢源了。
我对论著中对文化学研究的展开尤其喜欢。我要特别强调，我说的是喜欢。一个时期以来，我在出版专业研究中，也相当喜欢使用文化学研究这个工具。文化是说不尽的，自然，文化学研究的覆盖面也几乎是无疆界的。已故台湾学者殷海光搜集了西方学者对文化的47种定义，一一作了分析，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即便把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物质、精神、制度、生活方式等因素为广义，人类活动的精神产物为狭义，那么，即便狭义的文化，也是覆盖极广的一种理论。顾晓明教授对狭义的文化作过一种概括，大体意思是：文化是一种在生产活动中直接发生作用的生产力，是信息和知识，是弥散于特定人群的文化心态和氛围，是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的象征符号系统，是一种世代之间的“遗传”机制。这个概括比较地以人为本，以人类为文化，比较地贴切周到。用覆盖面极广的文化学来研究文学现象，研究一个地域性作家群的崛起和意义，无疑可成文学的通变之学。我的几位朋友能够这样去研究广西的作家群，实在是找到了高起点和大视野，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智慧。
也许，我对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表现出了过于浓厚的兴趣，而按照情理，我应当更多赞誉文学新桂军的朋友们，更多建议读者诸君关注我家乡的好作家以及近年来渐渐形成的作家群。文学新桂军的文学实绩值得总结和展示，其影响力需要评估和传扬，而文学作品的生命之树常青，一些渐次为全国范围的文学爱好者所瞩目的广西作家及其作品，给人们留下了作家集群的印象，这印象在本书中得到比较集中的考据和描述，不仅可以使得集群中的许多作家（我不敢说全部）感到愉快、振奋和慰安，也可以让作家集群外的很多人士得到知识和审美，这是本书最为鲜活坚实的基础。然而，试想，所谓文学地域之军，早就有湘军、陕军、晋军、鲁军、粤军、豫军等逶迤而来，更有京派、海派、军旅作家名闻天下，80后作家气冲霄汉，90后少年挥斥方遒，作家群一类话题已经不大新鲜，还能够像本书这样将百余位风流人物尽收于榜，实在大不易。要说文学实绩，新桂军尚不足以与大多数地域作家群全面抗衡。那么，在当代文学研究在社会科学界颇为式微的今天，关于广西作家研究的课题竟然能够列入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这就是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功劳了。一种稍具新意而广大人群又以为合理的研究方法，可以盘活存量资料，点化学术研究，催动思维的新生。我的几位朋友能够这样去研究广西的作家群，实在是点化了这个作家群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文化学点化了文学研究。文化学正在点化许多学科。文化学正在点化世界。
关于这部论著，自然还有诸多好处值得称道。譬如，对于广西作家群大量作品情况的精心统计，重点作家发展历程的用心记录，作家生存环境特别是当地政府政策的平实介绍，特别是对重要作品文本的深度解读，总是那么自信、自然而又热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文字间浸润着漓江的温情和红水河的质朴，一如论著作者们的为人，让我感觉着熟识、熨帖、亲切。可是，我知道，在一部论著面前，自信、自然、热情、温情、质朴、熟识、熨帖、亲切……这些感性语词都是不能给人们以理论认识的最终价值判断的。所以，我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谈自己对论著的理性认识，不知道是不是反而加重了理论的枯燥感觉。不过，我相信还不至于过分枯燥，因为我谈的是自己对文化学研究方法的理解，文化学说到底并不是一门枯燥的学问。
《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李建平、黄伟林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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