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这个几个世纪以来被不断检验更新的技术，不久前遭到了新的挑战，因为世界上最大的书店之一――亚马逊网上书店开发出了一种能与之匹敌的设备。这个设备就是取名为“点燃”（Kindle，取“点燃对阅读的热爱显然，科技非常有穿透性，它并不会因你拒绝而远离你，它时刻要进入你的生活，并足以改变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然而，有一种以科技的名义所作的普遍性判断，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却远不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若这种判断进一步被阴谋家、独裁者利用，更会造成人类的灾难。美国著名化学家和分子学家、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沃森教授（James D.Watson，1928-；近年曾访问北大、清华、西安交大、浙大等名校，浙大还建立了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几十年来关于黑人与妇女的智力水平发表的不合时宜也缺乏充分科学根据的言论，引起世界舆论哗然，就是一个例证。去年，他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又谈到了黑人智力低下的问题。（他首先表达了人人平等的希望，但又说“那些必须与黑人雇员打交道的人们发现这并非是事实”）这先点燃了长期潜伏着的关于不同种族基因区别的争论，接着是大规模的吵闹与骚乱。结果，他在英国为自己新书的宣传活动骤然取消，并被他任职并负责的纽约“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in New York）老板召回并被迫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丢了工作，还无可挽回地丢了名声，因为以后关于他的评价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忘记掉“种族主义者”这个谴责性名词了。但沃森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后，那本他曾准备横渡大西洋予以推广的书还是如期出版了，这就是他第三本谈自己的书――《避免让人讨厌及其他从一辈子科学人生中得出的教训》（Avoid Boring People and Other Lessons from a Life in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347pp.其他两本是1968年出版的《双重螺旋结构》[The Double Helix]，专门讲述自己如何与同事克里克一起发现了DNA结构；2002年出版的《基因、女孩与伽莫夫》［Genes,Girls,and Gamow］，描述自己从1953年那个重大发现后到1958年的生活），对自己的人生以及科学生涯，尤其是个性及行为中的复杂性做了回顾与说明，时间跨度是1928-1976年。
沃森可谓是少年得志。他最先感兴趣的是鸟类学，但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转向了基因学，并在后来因病毒基因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导师卢里亚教授的指导下在印地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2岁。名师指点让他意识到了生物学的关键问题是基因材料的性质，1952年，他对基因的不断探索终于有了成果。这一年，24岁的他与克里克发现了DNA的双重螺旋性质，并因此在1963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随后，沃森进入哈佛大学从事科学研究。《避免让人讨厌》的大部分篇幅讲述的就是他在哈佛的任职期间，是如何为了加强该校生物系的实力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并获得成功的。该书另一个也许会让科学家们感兴趣的重要内容是，他描述了自己单凭个人力量是如何把冷泉港实验室从一潭科研死水转变为研究重镇的。然而，人们更希望看到的其科学生涯的另一个高峰――人类基因组工程，但关于其发挥的作用并未在本书里得到呈现。当时，他曾说服美国政府介入人类基因组的排列工程，发起并实际负责该工程至1992年，但由于他反对让基因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申请专利（在他看来这不利于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而被迫辞职。
正像其此前两本自传体作品那样，沃森在该书里评价他人也毫不留情。他对同行的态度照例是坦率而严厉的。在《双重螺旋结构》里他曾以对自己同事克里克的批评开篇，让人记忆深刻：“我从未见到弗朗西斯・克里克谦虚过。”同样，因发现基因产生酶而与比德尔（George Wells Beadle,1903-）同获诺贝尔奖的爱德华・塔特姆（Edward Tatum），他斥其为“一个彬彬有礼却单调乏味的人，除了找比德尔外他别无他路可走”。他对近些年哈佛生物系的每况愈下忿忿不平，给予不久前被撤职的校长拉里・萨姆纳斯的评价是“傲慢而且对科学无知，却非要下决心去扩张哈佛的生物学研究，结果沦为了二流”。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校长下台并非因为其科学眼光不对，而是因为他也信口开河，把科学界女性稀少的原因归于男女在该领域的能力先天有别。看来，他们是难兄难弟！沃森的所有自传体作品还有个不变的主题是寻求配偶。在此，他同样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寻找一位“合适的金发女郎”未果后，最终与一位小他21岁的棕发哈佛本科生结为连理。
《避免让人讨厌》的写作特色也非同一般，作者把对生平的叙述融入到其对职业生涯每个阶段所归结的经验教训之中。每一章均以“体面”（Manners）作为标题的头个字（如：“勉强离开哈佛但不失体面”[Manners Maintained When Reluctantly Leaving Harvard]）。其中有些经验之谈――如“让自己的知识兴趣超越论题目标”，对初出茅庐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就会非常有用。然而，他似乎并未对自己近年来所做的关于科学与社会的过火甚至煽动性的言论有任何的反思，更谈不上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了。相反，他在书的尾声里还是坚持：“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其进化过程中产生了智力的差异，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有可能会发现导致这些差异的基因。”这与他过去表述过的所谓“基因上的下等人可能存在，而且这种由基因导致的智力差异不会因受到教育而消失”毫无不同，因此该书其实重申或强化了其固有的“视黑人为人类进步永久的拖累”偏见。科学界几乎一致指出了其结论的荒谬，因为他“缺乏人口基因学的统计知识，尽管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环境因素对智力测试结果的影响，但他视而不见，还是顽固坚持不容改变的基因决定论”。
现代人崇信科学，任何事情或口号冠以“科学”二字即能获得正统地位；而400年前，神却占据了与今日科学相同的地位，因此当时若有人严肃地宣称自己是“不信神”者，就像今日有人说自己“不信科学”那样，人们会觉得不可理喻。那么，400年前到400年后的这种转变是如何开始并发生着的呢？《科学文化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a Scientific Culture. By Stephen Gaukroger.572pp.Oxford University Press.计划出一个五卷本的系列，这是其中第一部）便是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作者看来，与16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相伴随的，是西方打破了所有其他科学文化的繁荣`衰弱模式，开始了持续不断、日积月累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于是，作者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西方科学革命的步伐能不断向前，成果能得以巩固，而其他文化里的科学进步却不能持久？为什么科学在西方能逐渐地成为起支配地位的知识实践？作者抛弃了长期以来对以上现象做出解释的主要方法――即他所谓的“启蒙阐释”。在他看来，该独特现象的理由来自“各种偶然的因素”，一定要从西方文化的渊源和独特性中去寻找。在以上研究思路的主导下，该卷其实是作为自13世纪至17世纪末西方的科学与科学思想的断代史来撰写的，或者说是中世纪与近代西方的科学及相关的哲学思想史。当然，启蒙观念在西方知识界已深入人心，并不是说抛弃就能彻底抛弃的。作者虽然口头上说在分析中不再理会“启蒙”，但他的长篇历史叙述还是不能不建立在启蒙时代伟大科学家的众神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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