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北京人，曾任记者，翻译。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6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现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东亚系汉语教研室主任。1985年开始发表中英文作品。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中文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短篇小
说《羊群》、《故园》、《姚家岭》等。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2002年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海外作家奖章。2003年起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
表面看来，李彦的小说既没有什么曲婉的叙事，又没有堪称奇绝的情节，大都是截取人生一段平常事，素描生活某些小场景，淳朴得像是人生纪实，本色得如同生活本身，但读过之后，却让你有芒刺在背或骨鲠在喉的感觉，引动你从作品的故事想开去，寻绎有关人性的悄然变异，人生的命运沉浮等诸种深邃而悠远的问题。
读书报：海外华裔作家大多数还是用中文写作，比如严歌苓、张翎、张辛欣等。为什么你用双语写？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李彦：我用双语写作，是根据需要自然形成的，并非刻意所求。由于不同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后，总会失去很多味道。中文译成英文，失去的更多。
所以我在创作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时，就决定直接用英语去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达我的情感。另外，由于文化，历史，社会，信仰，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存在的差异，所以我在给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时，就会顾及他们的思维方式，并且在背景资料上多着些笔墨，以使他们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故事所要表达的东西。我用中文直接创作时，也持同样的观念。
我想，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翻译能够替代的。出国前，我曾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就读于英文采编专业，接受过一些英文写作的训练，并且为英文《中国日报》，《?望》英文版撰写过多篇人物采访。这些都为我日后用英文创作打下了一点基础。我在用一种文字创作时，一般不会同时用另一种文字进行写作。因为我需要在一个时期内，浸润于某种语言文字的氛围中，这样才能体会到那种文字所提供的特殊的文化气息，进入到一种流畅的语言思维状态中。
读书报：《红浮萍》曾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据说全加拿大每年只有五人能获此殊荣，你是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获奖作家，同时您也是第一个荣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的华裔作家。为什么你的作品会在国外获得这么多认同？这本书已被美加多所大学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参考书，有何意义？
李彦：我的英文小说当年一出版就获奖，就能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的认可，说明人类的思想情感的确是相通的，对真善美的认知标准，基本是一致的。另外，我写作时，比较注重思想性和情感真实，大概属于严肃作品类吧。因为力求在描述普通人跌宕起伏的生活时，以中华民族的宏大的时代背景为衬托，所以会有一定的分量，可能更受知识阶层的欢迎。
小说出版后，我曾经收到过一位加拿大知识女性的读者来信，她住在温哥华，那里的华人很多。她说，“读了你的小说后，当我再次走进唐人街的中餐馆时，感觉已经截然不同了。当我仔细打量那一张张脸时，我不再觉得他们是麻木的、没有思想的人了”。
这本书被美加不少大学和中学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辅助教材，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专业背景是新闻和历史，所以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十分注意重大历史事件背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通过感性的描写，起到了枯燥乏味的教科书所很难达到的阅读效果。
读书报：可是在国内，你并不被读者认知。什么原因？
李彦：教书是我的本业，写作只是有感而发。我的英文作品所取得的成功，是出乎我意料的。不过，要将这些作品介绍到中国去，就得花很多时间去翻译，而我暂无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我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很重，经常是身不由己，超负荷运转。所以这些年来，没有时间往国内跑，向中国读者介绍自己的作品。即便是国内文学界一些学术性较强的活动，也常常是收到邀请，却很难成行。
我离开中国已经20年了，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还能为国内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不过我相信，最终还是要作品自身来说话。我想，在我空余的时间稍微多些时，一定会把我的英文小说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海外赤子，想要讲述的故事。
读书报：你的作品《嫁得西风》中某些章节使用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手法。为什么会对章回小说如此感兴趣呢？与自己的阅读经历有关吗？
李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吴华教授很喜欢那部小说，她是专攻明清小说的，曾认真地分析研究过我的作品和写法，认为是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技巧，如群体聚会场面，主要人物轮番出场等。
认真思考，我觉得如果受到了章回小说的影响，那可能是来源于70年代的生活印记吧！当时我所生活的海军部队，在一条山沟里，别的书找不到。而毛主席说过，读《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所以我就真读了五遍。毛主席号召评“水浒”批宋江时，我也反复把《水浒传》看了几遍。这些是否对我日后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未可知。
读书报：令我震撼的是，你不但揭示人性的扭曲，更勇于剖析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机制。
李彦：小说创作，还是脱离不开作者的生活阅历。我恰好出生在一个多事的时代，曾经随着命运的波涛上下起伏，在城市，农村，部队，工厂都生活过，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使我能身临其境地观察和体验生活。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我想，一个文学作品，如果除了向读者介绍故事本身外，还能再引伸一步，再多给读者一点东西，就更好。如果你给予的东西，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益的，读者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不是更好嘛。
读书报：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是怎样的？是否还停留在落后扭曲的层面？在加拿大，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是哪些？
李彦：加拿大的英文读者，可以说对中国作家知之甚少。举例说，我校英文系专讲加拿大文学的一位老教授，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她几乎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不知道谁是当今名家。我就把手头存有的中国翻译出版的几本名作家作品集拿给她看，结果她告诉我，比较喜欢汪曾祺和张洁的东西。普通人对中国作家就更不了解了。为此，我们在课堂上，总是尽力向外国学生介绍中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当然都是已经译成英文的，才有可能介绍。譬如说，鲁迅的《祝福》《孔乙己》，我的一个外国学生读完后，被深深打动，流着泪对我谈她的感想。
读书报：你现在的职务是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
李彦：我从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教授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史,中国文化及汉语等课程。现在担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东亚研究系的中文教研室主任。普通的加拿大人一般并不了解什么是儒家思想，但知识界对儒家思想还是很崇敬的。要想使外国学生以至普通外国民众也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要走的路还很长。
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优秀传统，来自于儒家思想，就像西方文化中的许多优秀传统，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其实,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中，有不少东西是相通相似的。例如，孔子有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也有名言，“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
读书报：在国外待了二十年了，你自己的作品有明显的发展变化吗？
李彦：因为总是想在教书的空余时间多写点东西，所以似乎从来没有总结过自己的创作道路，更很少拿与别人的作比较。在海外与国内不同，鲜有什么专业作家。为了生存，为了能有些经济基础支持业余写作，绝大多数作者都另有份工作，以为谋生手段。为此，我十分尊重那些与我一样，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在文学道路上求索的人们。我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读书报：能评价一下目前移民文学的发展情况吗？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李彦：在我看来，海外移民文学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大家都在摸索着前进。出版的作品数量虽然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加入这个行列，移民文学也受到国内外更广泛的关注。近两年，读到了国内一些作家的作品，还是感到极受鼓舞和震撼的。其中不少作品，是海外的“著名作家们”所远远不及的，例如贾平凹，刘庆邦，葛水平，毕飞宇等人的作品，都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芸芸众生的无奈，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
比起这些植根中国大地，凭着良知为老百姓呼喊,踏踏实实为他们做点事的作家，我常常感到海外作者的作品大多仍流于肤浅，从分量上很难跟国内的一流作家相提并论。离开了那片土壤，视野可能是开阔了些，但也缺少了扎根那块土壤才能产生的深度和厚度。
在海外文学评论和研究方面，普遍认为，目前尚缺乏或还没有形成有权威性的评论和研究力量。因种种主客观原因，搞业余写作和文学研究评论的人们，在海外形成了众多的小团体，小圈子。有的搞移民文学评论研究的人，往往带有小团体代言人的特点。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性认识标准，缺乏全面，可靠，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所以往往是各说各话，无法保证学术上的正确性和全面、公允性，也就自然无权威性。当然，哪里都有不正之风。诸如，利用写评论，开研讨会之便，相互推崇，炒作，各得其所；随心所欲，根据自己的私利去吹捧谁或排斥谁的现象，也是有的。这些现象如不纠正，势必影响未来海外移民文学的健康发展。
读书报：你在国外的生活情况怎样？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吗？在创作方面，有怎样的打算？
李彦：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从来就不高，所以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非常满意。但是对生活状态，还是希望能够做些调整的。因为我每天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太长，很少有空闲让自己轻松地享受生活，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两年在工作之余，我新写了一部英文的长篇小说，正在润色修改阶段。完成后，将致力于中国大陆当代的优秀作品在北美的翻译推介活动，使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有所了解，协助中国作家真正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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