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文学稍有瞩目的人都知道，李国文先生是小说家，而且无可争议地称得上“著名”二字。其长篇代表作《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是任何一部当代文学教科书都不可忽略的。中短篇也很多，也很好，也很能得奖。凡中国当代文学所设的各类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华人传媒文学奖
上世纪90年代，他弃小说转而写杂文随笔。这种写作路数的转型，与当年鲁迅先生的做法暗合。说是暗合，其实有必然性，他们都是把文学当做事业来做的人。才子们搞起事业来，毕竟与众不同，一旦认起真，一旦发上力，就特别容易出成就。他虽是半路出家写杂文随笔，不数年就在“历史大散文”这个行当里独树一帜，俨然成一大家了。他的历史随笔频频见诸各类报刊，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惊叹，以专题结集出版的就有《楼外谈红》、《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文人遭遇皇帝》，以及《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神游千古，放眼时代，慷慨笑骂，笔耕学问，广泛得到好评。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
以历史为题材的写作是最偷不得懒的，必须勤读书，苦读书。某人某事，都是白纸黑字地写着，来不得半点虚构，要有清儒做学问那样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精神。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李国文读书非常博杂，文中直接引用的文献史料，有来自二十五史、历代笔记、先秦诸子、诗文别集乃至今人有关的历史专著等，可见他阅读中涉猎的历史资料范围之广。在写作的论题上，从秦汉到明清，从正史到野史，从大题材到小人物，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他都有涉笔，而且不是一般的“涉”，是深加工。《和?跌倒，嘉庆吃饱》一文，他述及巨贪和?，“是中国污秽文化中的最肮脏的毒瘤”，和?是个大贪污犯，常人都知道，但他到底怎么贪，贪了多少钱，有何证据等等就不是常人知晓的了，写作者如果人云亦云，也大可敷衍过去，李国文却列出了具体数据：从1775年到1799年，“倚势弄权，疯狂聚敛，二十多年，搜刮下八亿两银子，创下中国贪污史上吉尼斯纪录”，这种说法是有史料依据的，他列举了三种清人笔记史料：《清稗类抄/讥讽》、《庸?笔记/钞查和?清单》、《E杌近志/和?之家财》，三种资料的记录大致相近，是比较可信的记述。《张居正始末》一文论及张居正推动明朝改革的成效，则引用了今人樊树志《万历传》一书资料，改革之前国库中存银多少，改革之后又变为多少，一目了然，有这种直接的证据，其改革的功过则不言自明。李国文读史的文章大抵如此，品评人事，不放空炮，不喊口号，无一人一事没有确凿的资料出处。这对于一位以小说名世的大牌作家来说，肯下这种苦功夫、笨功夫，实在难能可贵。
死读书、读死书的人总逃不过读书死的悲剧，古人戏称这种食古不化的读书人为“两脚书橱”，只知道往肚子里装书，却不会思考；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却没有一丁点自己的史识。李国文对史料的理解和处理技巧是独特的，如果说他一丝不苟的严谨写作风格让人可敬，那他对史料的匠心独运则让人可佩。他善于发现历史规律，善于将历史上时代相隔很远看上去彼此不相关联的事连缀起来，巧加点化，常得出发人深省的结果。
李国文先生的史笔，秉承了他一贯的、与生俱来的犀利和幽默，正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李国文先生掌握史料靠的是勤奋，形成史识靠的是历练，独特的史笔则是靠天分。史料可以下笨功夫得到；史识也可以靠广阅读勤思考养成；唯有史笔，则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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