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次专题关注的是阿兰・罗伯-格里耶之妻的一本日记，在日记中卡特琳娜回忆了她与丈夫共同生活的一些往事，以及“新小说”的发展历程。报纸即将付印之际，却传来了罗伯-格里耶于18日病逝的消息。在此谨以本专题向这位“新小说派”的主将，《橡皮》、《窥视者》、《
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的作者致以哀思。
罗伯-格里耶与其妻卡特琳娜
20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像是迷宫。我不理解这个视界，所以我写作。
――罗伯-格里耶
《新娘日记（1957-1962）》出版后，在法国文坛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震动。日记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新小说主将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妻子，同为作家的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她把本来属于私人日记的文字公开了，同时也就公开了40多年前法国文坛的一些人际纠葛，还有夫妻间本属“隐私”的生活。
作为妻子的卡特琳娜，据说是为了丈夫阿兰的一本传记的需要，搜寻了她的旧记事本，找到了几本小学生用的笔记本，而她居然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在。这可能吗？
那几本笔记原来是她的日记，开始写于1957年底她的新婚旅行，止于1962年11月。卡特琳娜是多年后重新发现的，最后在2004年出版。这神奇吗？
而且，《新娘日记》没有在新小说的大本营午夜出版社出版，而是换了一家叫Fayard的出版社，这本身就又有些怪异了。难道是因为日记中揭露了大量跟午夜出版社、尤其是跟已经逝世的老板热罗姆・兰东有关的“私事”吗？
等到我与我的两位博士生共同译完了《新娘日记》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日记，一半真实，一半矫情；一半是真心流露，一半为尊者讳；一半是日记，一半是补记。至于她是如何把笔记本中的“日志”变成日记本中的“日记”，读者一读就会明白。
其实，了解罗伯-格里耶的人，当年的新小说派成员，亲戚朋友，当然还有政敌（新小说的美学敌人）应该是见怪不怪了。
卡特琳娜在这部约35万字的日记中详述了她婚后前五年的生活，它同时也是新小说在法国和国际上逐步打开局面的几年：日常家庭生活，罗伯-格里耶家的琐事，她与新小说作者们以及文学名流的会面，那些研讨会，那些讲座，那些采访，还有她独自或与丈夫一起或近或远的旅行（从蜜月旅行开始，甚至还有一次重大的航空事故）。
作为一个对法国新小说，对法国20世纪文学感兴趣的人，我觉得，在这部以大胆、真诚、直率为特点的私人日记中，读者应该看重的部分是：身为女作家的卡特琳娜与她丈夫之间关系的实质及其看法，当然还有新小说派作家的复杂关系。《新娘日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文献价值。
其价值有三：一，记录了新小说成长、发展过程中与罗伯-格里耶直接相关的一些富有细节的事件，如罗伯-格里耶与阿兰・雷乃合作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德》的创作，罗伯-格里耶的第一部电影《不朽的女人》在土耳其的拍摄，以及他的小说《在迷宫里》的写作等等。当然，还有罗伯-格里耶为推广新小说在世界各地的一次次旅行、讲座。另外，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中的一些大事，在这里也有反映，如阿尔及利亚战争、121人宣言等，而且充满了真实的细节。同时，日记以一个女人――妻子――作家的敏锐眼光，冷静地观察了丈夫的心理历程，恰当把握了他的小说美学、政治观点、行为道德标准，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地了解这位阿兰。
二，记录了新小说派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个小集团中人们之间的利害冲突，他们的争执和权力斗争，午夜出版社的堡垒作用，总之，卡特琳娜透过她的主观性，告诉了我们罗伯-格里耶何以算是新小说的旗手，过去我只知道他写了许多理论文章，有集子《为了一种新小说》为纲领，还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新小说摇旗呐喊。现在，读了这部日记，我还知道，他每星期要去午夜出版社上班，审读作品；他跟午夜出版社老板热罗姆・兰东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甚至可以跟后者共同分享自己的妻子卡特琳娜；过去我知道，新小说是一面旗帜，旗下的作家全都团结在午夜出版社周围，不再按照巴尔扎克的方式写小说，而愿意革新，当然，还知道他们在写作中各自为政，各有各的特色。但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现在，我从卡特琳娜的笔底，隐约发现了她丈夫阿兰跟这些人的恩恩怨怨。热罗姆・兰东的执著勇气、毅力和命令主义，娜塔丽・萨洛特的小心眼、自我折磨和絮絮叨叨，米歇尔・布托的“嫉妒”和不依不饶，克洛德・西蒙的与世无争，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太知识分子气……
此外，这部日记还告诉了我们卡特琳娜对其他作家作品的阅读经验和感觉，热奈的软弱、怯懦，波伏瓦的肤浅和诱人，甚至还有那个把卡特琳娜当做了“洛丽塔”的纳博科夫……
三，记录了罗伯-格里耶夫妇的私生活，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丈夫的性趋向和性癖好，尽管“阳痿”这个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藏在字里行间，但它给妻子造成的难堪和伤害显而易见，由此，产生了阿兰、卡特琳娜夫妇的婚姻契约（又被堂而皇之地叫作“卖淫契约”），产生了这夫妇再加热罗姆・兰东的三角畸恋关系，还有卡特琳娜的种种性外遇，种种一夜情，种种同性恋。窥淫癖读者会从中发现许多秘密，而对阿兰作品有研究兴趣的人，会明白他的小说和电影中何以会有那么多的独具特色的“色情”场景：裸体女人、黑白分明的女性性器官、鲜红的血、缀有闪亮金属片的高跟鞋、碎镜子片……
翻译完《新娘日记》后，再翻看我自己的日记，回忆我几次与罗伯-格里耶的交往，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
记得1984年与来访北京的罗伯-格里耶夫妇共同度过的几天时光，在参观故宫时，阿兰曾经算命似地准确看出，坐在我们身旁休息的一个中国黑脸膛老人是“搞艺术的”，令我对他的观察能力十分钦佩。而在雍和宫，几个法国游客知道阿兰・罗伯-格里耶也在北京时，不住地说这是一位大作家，当我们把这一信息反馈给阿兰时，他只是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他们读过我的作品了吗？”可见他的清醒。而卡特琳娜，在我眼中实在很能干，八面玲珑地安排了夫妇俩在北京的种种个别活动。
四年后，当我贸然写信，代表《世界文学》问阿兰关于创作的几个问题时，他居然说还记得我，并回答了我的问题，其中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愿读者们阅读时要有完全自由的思想，彻底忘却固有的观念。”
又是十多年后，当我翻译他的小说《反复》，以及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时，我曾通过传真给他发去几个理解上的问题，他则实实在在地回答，解开了我疑惑。
最近一次，又在北京见面（其实是四五次见面），我觉得他有些像老顽童，在人民大会堂接过一个什么奖时，竟然做着鬼脸，反复地端详。后来回答记者问题时，又因翻译没有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引起了记者的误会，他竟大发雷霆，弄得翻译很下不来台，我赶紧补场，才让他脾气有所收敛。而在与中国作家一起吃饭时，因看到郭雪波唱了一曲蒙古长调，忍不住技痒，自告奋勇地来背诵了一段马拉美的诗歌，引来众人一片喝彩。
《新娘日记》并没有改变我对作为作家的罗伯-格里耶的看法，只是使这个人，这个满脸大胡子、目光锐利、出言往往不逊、行动不太敏捷、爱开玩笑、爱出风头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丰满了，更怪异了，也更狡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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