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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拟开发张爱玲故居?

2008-02-2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福康 我有话说

去年下半年上海《文学报》头版所载《上海拟开发张爱玲故居》报道:

“位于上海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曾是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住所,因此成为众多‘张迷’心中的‘圣地’,近年来,经常有海内外‘张迷’前来拜访,但由于故居内有居民居住,并不对外开放,很多人只能悻悻而归。据悉,上海静安区目前正筹划把常

德公寓建设为一个文化名人书店。

“常德公寓原名爱丁堡公寓,楼高7层,1936年建造,意大利人设计,外立面是当时风行的典型装饰艺术风格建筑,1942-1948年间,张爱玲与姑姑居住在六楼,她的不少代表作在这里诞生。

“据了解,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重新定位张爱玲故居,为此特别邀请了沪上专家学者,对常德公寓改造方案听取多方建议。一些专家认为,常德公寓尽管几易其主,内部格局调整过,但仍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作为普通民居实属资源浪费。不管故居改建设计方案如何,605室都应当被辟出,恢复成张爱玲当年居住时的模样。据悉,目前初步设计方案为将公寓部分楼面设为名人书店,同时开放故居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

上海及外地还有不少别的报纸也争相发表了这一消息,造成重大的影响。

看了这则头版报道,如果内容属实,我对“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在党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今,居然有这样的觉悟和魄力,“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要“开发张爱玲故居”,“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于是我就上网,寻找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网站,想找“区长信箱”,向区长谈谈一介草民的想法,岂料“区长信箱”几个字在网站上倒是有的,但根本就不接受市民的信,完全是虚设的。没办法,我只好写这篇文章争取在报上发表了。

首先,如今那样火红的张爱玲只用这样简单的一个“上海女作家”就可了得?“海内外众多‘张迷’”会感到满足吗?记得有学者给她定位是“现代都市世俗作家”,又有人称她是当今“小资”文学的老祖宗,那当然是从所谓“文学研究”的角度说的;但既然是“都市世俗作家”,那么从一般“市民”的角度,用一句“世俗”的大白话来概括当年的张爱玲,那她当年就只是一个大汉奸、大流氓的小姘妇而已!这句话虽然听上去难听,但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抗战胜利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布《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议》(胡风起草),对“附逆文化人”的定义的最后一项有“其他不洁人物”,张爱玲无疑是这类“不洁人物”。抗战时期一直在上海的郑振铎先生,胜利后发表了著名的《锄奸论》,认为即使“因生活的压迫不得已而……在敌伪刊物写作无宣传性质之文字者”,也是“第三等罪犯”,“所谓‘文人’,在敌伪主办之刊物上尝发表文稿者(除宣传所谓‘大东亚’主义之流,应加以叛国罪外),应按其情节之轻重分别治罪,并不准许其以任何姿态在将来刊物上出现。”

如下一些铁板钉钉的事实,吹捧张爱玲的“众多‘张迷’”及有些学者从来不说:

张爱玲在文坛上最初的“出名”,就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一些作品发表在敌伪的报刊上。她也有过一些荒谬言论。在绝大多数上海人毫无人权,生命完全没有保障,正派作家不可能正常发表作品的时间和空间中,她的作品却异常突出地“一枝独秀”。不过应该指出,当时那些发表她的作品的报刊印数也少得可怜,发行地域当然也局限于上海沦陷区,因此读者也少得可怜,影响绝不像今天那些“张迷”学者胡说的那样大。

张爱玲在文学史书本上的“出名”,是在“冷战”时期,在世界上两大阵营剑拔弩张之际,有一个领受美国官方经费从事特殊研究任务的美国教授,在一本为美国有关特殊人士提供了解中国情报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特地为她立了专章,大事吹嘘。这不是一本真正的“学术书”,当然做学问的人可以参考;它一出现就遭到了世上严肃的学者普实克等人的批判。不过,当时这本书的印数也不会很多,中国人看到的当然更少。

张爱玲现在的大大“出名”,是大大出乎其本人的意外,也大大出乎那位美国教授的预料的。她的作品真的那样好吗?是在什么情况下,由于什么主要原因而这样大出风头?这很值得研究,此处不想多说。但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是清楚的。所谓“众多‘张迷’”主要是些什么人,很多人心里也是很清楚的。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是不是应该如此迎合那些“众多‘张迷’”?报道中说的政府部门“特别邀请”的那些“沪上专家学者”是哪些人,我不清楚;我想提的问题是:那几个人是不是就真的代表了沪上乃至全国的“专家学者”?这里,我就想提到一位沪上老学者、文坛知名老作家何满子先生,他在去年《文学自由谈》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这不是反了么?》。因为这篇文章看到的人可能不多,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的有关领导大概就没有看过吧,所以我觉得更值得引述。

何老文中说,他先是写了一篇《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那本是应另一家杂志编辑的约稿。来索稿时,何老向编辑说明了他要写的内容,编辑欣然同意,而且还作了助兴的鼓励,说这些日子捧张爱玲连同其夫(说姘夫也许更合适一点)胡兰成的起哄实在太不像话,是该谈谈这问题,以正视听。何老原以为那篇文章的发表不会有问题,不料稿子拿去半个月后,编辑却满纸尴尬地退了回来,说上面不让发。现在议论某些事和人常有关碍,这个何老懂;但何老没想到的是,大汉奸胡兰成和他的老婆(说姘妇也许更合适一点)张爱玲也碰不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之际,对附逆的丑类可以大肆吹捧,而相反的意见却不容问世,这不是反了么?这就是何老在《文学自由谈》发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的来由。记得,当年郑振铎先生在《锄奸续论》中揭露国民党当局包庇汉奸时说:“我们觉得‘天理、国法、人情’,在今日似乎都有些颠倒!”没想到何先生今天也发出类似的感慨!

何老说,他本来也不特别关注张爱玲和胡兰成被追捧这档子事,前些年“捧张风”春云初展时,他发表过一篇《不以人废言和知人论世》,里面提到了这对宝贝儿。这些年来,文化市场大面积滑落,垃圾文化充斥,各种肉麻当有趣的奇闻怪事已见惯不惊,令他连发发议论的兴致也已鼓不起来。这回之所以又对这对宝贝儿议论起来,是感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辽先生的盛意督促―――像陈先生这样的人,总也称得上是“专家学者”了吧?何老说,是陈先生“触动了我的良知之故”。何老与陈先生只在多年前的几次学术讨论会上碰过面,素无交往,也从不通音讯。2005年8月间,陈先生忽然来了个电话,告诉何老:据台湾某报消息,上海某大学将于10月间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陈先生说,际此抗战胜利60周年,为这样一个附逆文人开会纪念,不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嘲弄,民族气节的挑衅么?何老于是就写了那篇后来被退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

好在后来《文学自由谈》的《这不是反了么?》中,全文照录了那篇被退稿。

何老也是抗日战争的过来人,他证明:张爱玲“在敌伪时期,她一面在南京陪随着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汉奸头子之间,一面又在上海走俏于敌伪统治下的文坛。在敌伪圈子里,她和胡兰成自然是一对才子才女,但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胡兰成逃窜到温州时,张爱玲还痴情地赶去和胡逆共命运。只是因为这逆贼已经另姘上一个伪军官的小老婆,张爱玲才哀怨地和他告别。如此痴恋一个丧失了民族大义的逆贼的女人,其品格、其灵魂难道还须费词解说么?”何老又说:“据悉,由于几位正义人士的仗义执言,明理的有关当局已经制止了陈辽先生所告知的那个‘张爱玲国际讨论会’。但怪事却仍层出不穷。正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这个汉奸老婆原来和胡兰成的‘香巢’,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常德公寓(旧称爱丁堡公寓)赫然挂出了‘张爱玲故居’的招牌,俨然将这汉奸老婆当做伟人来供奉了。至于南北报刊对张爱玲、胡兰成连带对夏志清《小说史》的吹捧叫卖,更是如火如荼。什么叫丧心病狂?这就是。中国人民遭敌寇的屠杀,遭汉奸的蹂躏刚过去60年,人们竟会如此健忘,这,这,这,该说什么好呢?”

何老的文章发表后,网上有批评家称这是“政治压倒文学”。何老激愤地反驳:“胡扯!这里面仅只是‘政治’吗?这里面有百年中国的灾难史和屈辱史,有亿万人民的血泪,有抗争和背叛的斗争,有民族气节……内容沉重得不胜载负!”

据我所知,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在上海住得最久的故居也在静安区,前几年却被无知地拆除得无影无踪!郑振铎的另一处在静安区的故居,鲁迅、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都去过的地方,到现在连一块牌子也没有挂过!又据我所知,民国时期真正全国闻名的女作家如丁玲、萧红等人,在上海都有故居,都没有被“开放故居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却不料有人独独对张爱玲和胡兰成的“香巢”这么顾惜,还称为“圣地”,而且还是“政府行为”,还要动迁居民,真是难以理解!其实,胡兰成当时住的地方也离那里不远,“众多‘张迷’”也一定很感兴趣的,是不是也一起“开放故居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呢?

我写这篇文章只想表明,我们对“开发张爱玲故居”有不同意见!人民政府应该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这个所谓“故居”如果真的建成,只将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耻辱,因为这于“天理、国法、人情”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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