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逝台湾导演杨德昌，在其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头就提到“……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有些薄弱的生存意志”。《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残酷青春物语”，在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内地作品中也不无回
小说描写了文革末期苏北乡村以及小县城里三个少年的成长和命运，但也不仅仅如此。作者自认，在他创作的三部长篇中，“《扎根》朴实，《我和你》精确，《英特迈往》宽广”，实际上《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可谓兼具朴实、精确及宽广的特点，尤其前两点，与余华的《兄弟》（上部）对照起来，能看得更为明显。小说借三少年的生活史，真实描绘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乡村，很具体，贫穷、饥饿、朴实、野蛮和人心的扭曲以及莫名的快乐”，也刻画了那个年代里小地方形形色色的“狠人”、奇人、怪闻和轶事。
和王朔、苏童等一样，韩东笔下的文革少年生活，也不外是旷课逃学、捉弄老师、嬉闹玩耍、追逐女生、拉帮结伙、打架斗殴一类。当然装扮可能不同，比如《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封面，选用了著名摄影师刘香成1980年的作品《三个中国年轻人》。镜头里，三个少年人头戴没有五角星的军帽，大胶框的水银反光眼睛遮了黝黑的脸盘，白衬衣外是大翻领的带拉链的夹克，这显然是当时外省子弟的装扮。《动物凶猛》写了少年的情欲，《刺青时代》写了少年的挫败和扭曲，《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写的是少年的英雄的荒谬，但所有的结局无一例外则是以青春被闷杀而潦草收场。《动物凶猛》中“我”亲手污毁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刺青时代》中“小拐”脸被屈辱地刺上了“孬种”，而《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一生“英特迈往”的“朱红军”则在严打中被当做犯罪头目正法。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结尾谈及“朱红军”临死时的信仰，是近年来少有的悲悯之笔。“既纯洁又脆弱”。这种孩子式的英雄主义（想想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孩童的帝国主义”吧），也许哪个时代都有，但在一个失范的时代里，它却被极度放大了。悲剧的是，它就像奔突的洪水一样，在冲垮成人世界的藩篱时，也无情地冲毁了自身。从孩子，少年到成年，就像流星冲破大气层，撞向地球，是燃烧殆尽，还是化为陨石，全凭造化了。这是否是所有宁为玉碎的少年，面对需要瓦全的社会时必然的结局呢？
韩东，诗人、小说家。1961年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著有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身体》、《西天上》、《美元硬过人民币》、《我的柏拉图》、《明亮的疤痕》，诗文集《交叉跑动》，随笔集《韩东散文》、《爱情力学》，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韩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6.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