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柏拉图设想的这个完美的国家不能允许诗人――实际上柏拉图指的是善于虚构的小说家――的存在，因为虚构就是在向民众撒谎，在柏拉图看来，这是诗人不可原谅的过错。
乌托邦在允诺一种虚无缥缈的未来的同时，也在对当下的生活环境作出一系列的规训。这使得统治者或哲学家在努力消除
觉悟，和佛教的顿悟一样是一个宗教名词，这个名词限定了觉悟者与非觉悟者之间天然的鸿沟。这个鸿沟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不像金钱那样容易衡量，在觉悟和非觉悟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准，任何人都可以指责对方没有觉悟。在某种意义上，乌托邦是一种想像力的产物，他们在头脑中建构着未来，并依靠狂热激情或者哲学文字的数学式推导，得出一个结论：想像即真理。
这种觉悟的差距成为了规训和惩罚的理由，那些乌托邦主义者要塑造他们自己的上帝和佛陀，同时，他们又要对异教徒进行人格侮辱和精神迫害，迫使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天堂式的美好未来，虽然他这辈子也不见得能看到。乌托邦主义者曾经试图兑现这种承诺，但是很快就碰了钉子，并为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尖锐的批评提供了口实。
在理想主义的极端――乌托邦思想――普遍退潮的今天，拉塞尔・雅各比教授一边反对多元文化的神话，一边为乌托邦思想擂鼓助威。在他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一书中，雅各比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为乌托邦思想本身遭受的大量的质疑辩护；而在这本《乌托邦之死》中，他的论述又主要集中在对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上。一开始，这本书也许会让读者产生一些抵触情绪，但是仔细阅读下来，就会发现，其实雅各比所关心的，是人类消沉的理智洞察力和雄心问题。雅各比坚持强调：需要一些务虚精神。
在一个极度务实的社会中，对未来世界的探索似乎成为了科幻小说家的专利，而不再与哲学家发生关系。“对于不可言说的就不要言说”，这是维特根斯坦的箴言。这几乎已经成为反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学说的一支爆破筒。但面对着人们与实利主义的调情，我们就应该周旋于“功利与物质的胯下”？
雅各比倡导一种纯粹的乌托邦想像，不对它能否实现寄予更多的幻想，但对人类的思考和批判能力给予充分的尊重。但这是否能够实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似乎正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腹背受敌。一方面要警惕乌托邦思想被当作奴役他人的工具（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另一方面，更大的威胁似乎来自于大众普遍的精神失落，乌托邦思想丧失了其刺激性，自由主义则丧失了其骨气，大众精神上的寄托只能被寺庙、道观和教堂所占据，纯粹的迷信正在大众的心中生根发芽――比如预测星相的专栏在任何一张时尚报纸上都已经司空见惯。一位诗人曾经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商业文化的侵袭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还是狄更斯的那句老话：“这是个好的年代，也是个坏的年代。”
《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美]拉塞尔・雅各比著，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3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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