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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格尔:网络文化大清算

2008-02-2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康慨 我有话说

网吧:典型场景

互联网无处不在,人们几乎可以用它完成一切:阅读,游戏,交际,购物,争论,恋爱,甚至全民窥淫。它不仅重新塑造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更以事先不曾想到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我们的思想和文化。网络世界、网络文化及其形形色色的副产品,已经改变了个人隐私的概念,“自我表达”被放大至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卧室和睡床也被敞开给整个世界,供人品评或非议。新技术企业的大佬们总是高举着民主与自由的大旗,模糊着商业和技术的界限,将我们一步步拉入幻象的世界,我们自己,则日益被自由和个性所控制,似乎一时间满足了个人的欲望,殊不知正好迎合了机器所需。网络如果超出了工具的意义,变成自足的万有世界,人类便将终在其中迷失自己。

这是《新共和》杂志文化编辑李・西格尔(Lee Siegel)在其新书《对抗机器:电子哄客时代的人类生存》(Against the Machine: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the Electronic Mob)中所提供的一幅互联网文化的黑暗图景。此书于2008年1月22日由兰登书屋旗下的Spiegel & Grau出版社出版,随即引发了广泛争论。

西格尔以自己在星巴克咖啡店内的观感开篇。在看到几乎所有人都埋首于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之后,他写道:“这一社会空间已经收缩成了若干无意义的、相互隔绝的点,全都闭锁于分散的精神片断。”接下来的整本书,便是探讨此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后果。

《纽约时报书评》2月3日刊发约翰・兰开斯特(John Lanchester)的文章指出,与校园中常见的那些反技术的文化悲观主义者不同,西格尔认同互联网的出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对私人和公共生活所造成的最激进的转变”。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网络的负面影响,包括它对人类文化、政治,尤其是自我认识的“毁灭性冲击”。

西格尔说,网络诱导人们“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隐私塑造成更具市场化的、更易被公众接受的形式”。网络创造出了一个环境,让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其中全程展示,不管是在YouT ube或交友网站上,还是在博客圈里。这种文化因而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受欢迎程度的竞赛。“你必须看上去比其他所有人更像其他所有人,这样才能看上去更像其他所有人。”西格尔写道,“流行文化往往把人们吸引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上面,而互联网文化是要把人们吸引到所有人喜欢的东西上。”

他声称,“互联网大肆宣扬其‘互通互连’,而事实上,它却有着严格的对立性。”坐在各自电脑屏幕前的人们,正是分离的、原子化的典型状态。“在Web2.0的超现实主义世界里,关于民主、自由和可接近性的华丽词藻,往往是反民主和强迫性宣传的遮羞布;商业化的野心以此披上了人类价值的羊皮;有讽刺意义的是,技术使人们对高级和大众艺术的无私享受,倒退回了粗糙的、贪婪自私的原始艺术阶段。”而大量未经编辑的信息充斥网上,知识也“退化成了信息”,因此需要编辑、评论家、专家和艺术家的回归。

软件工程师埃伦・厄尔曼(Ellen Ullman)则在2月10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对此评论道,西格尔的“精英主义”立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与人生而平等,观点与观点之间却并非如此。

在《纽约时报》正报(非周日《书评》)1月17日刊出的书评中,珍妮特・马斯林(JanetMaslin)也指出,西格尔探讨的是我们在网络上已经体验到,但很难加以解释的那种不快,即:为什么互联网应许的那种自由,却让人感到如此严格地受控?为什么其民主的种种形式,却笼罩着极权的阴影?为什么大众文化只单单强调眼球的多少?西格尔将大部分原因归于商业因素。“互联网将‘消费者’视同‘生产者’,从而使精神生活变成了日用品的一种高级形式”;商业因素驱动着网络,所谓的“分享文化”不过是企业引诱消费者的手段。

《对抗机器》所论及的话题无疑是吸引人的,互联网文化发展到今天,也确实需要进行一番认真和深入的检讨。但是,此书文风激烈,火星四溅,打倒一大片,这一点甚至招致了比其观点更多的批评。

西格尔是2002年全美杂志评论奖的得主。2006年,他经不起读者的央告,在《新共和》网站上开设了自己的blog。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闹剧。有人在他的blog上留言骂娘,说他染色体残缺,或恋童癖什么的。西格尔遂以“sprezzatura”之名跟帖,大赞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如“西格尔是我心目中的人中豪杰”,并奚落辱骂者:“你连给西格尔提鞋都不配。”没想到某日,他本人就是sprezzatura一事被曝光,西格尔成了博客圈里任人耻笑的对象,《新共和》随即暂停了他的blog。此事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纽约时报杂志》还曾为此对他做了个专访,标题就叫《Bye-ByeBlogger》。受此事打击,西格尔断网闭关,反省多时,决定写一本关于互联网文化的专著,这便是《对抗机器》一书的由来。

兰开斯特、马斯林和厄尔曼的文章都回溯了这一事件,似乎西格尔撰写此书就是为了对自己在网上曾经遭到的羞辱复仇。兰开斯特指出,西格尔贯穿全书的愤青态度,使《对抗机器》成了一本“放纵的”、“草率的”作品。马斯林的看法也差不多:“尽管西格尔先生并非头一个相信此乃互联网文化之险恶一面的观察家,但其强硬、有力和激烈却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厄尔曼则说他“虚张声势”,“玩世不恭”,且故意卖弄――书中用了整整两页,从书架上请出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尼禄和耶稣,不免令读者的大脑一时短路。

“此书的核心问题便是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玩世不恭。”厄尔曼写道,“作者将他眼中的每个人都描绘成了小贩、装腔作势的家伙、机会主义者、伪君子、说谎者,或是兜售色情产品的贩子。他不能容忍万恶并非皆出于网络的观点。尽管有YouTube上的垃圾表演,Facebook上的谎言,读者评论里的无聊言谈――尽管有这一切,还是有一代人生在网络时代,并正在与之共处。把他们全都标定为懒惰的杂碎制造者和无聊的自我展示者,显然是无益的……12岁的少年对网络的认知,是50来岁的西格尔所无法理解的。也许他忘记了当年尝试新而无边无际的东西时的那种好奇、激动与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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