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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来新的阅读季

2008-03-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洪波 我有话说

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地迅捷,在经历了一个气候有些诡异的冬天之后,这或许算得上是一种补偿。伴随着温熙春风到来的,是一个新的阅读季的开始。

时代急速前行,对很多人而言,根本无暇回一下头

。但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今年绝对是一个值得沉于纪念、怀想、回顾与反思的年份――正是30年前的那次会议,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历史。于光远著《1978大转折》似乎把我们带回了30年前的历史情境中,让我们了解到“大转折”的真实细节,并体味其中的种种曲折、不易。京西宾馆原定20天的会议何以延长到36天,原定的三个议题何以被突破,真理与“凡是”如何正面交锋……自始至终参加了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于光远翔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为历史留下一份重要的见证。

鲁迅与胡适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近年来已有多种不同立场和观点都不尽相同的论著问世,邵建的《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则是其中最新的一种。在书中,作者重新梳理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分析了两人的思想差异和文化追求的不同,并由此出发来思考20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从李鸿章的奏折等一手文献出发,对这个晚清重臣的一生功过作了深入的解析:李氏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但终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人皆欲杀”……李鸿章的“可悲”命运反映的其实是一个衰朽帝国的悲凉晚景。《中国经济史》系著名经济史家侯家驹历11年撰成,凡80多万字,将中国自秦汉起的两千年中各个时期的政经制度、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等作了扼要而深入的论述,内容厚重,足资经济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学者参考。在“中国制造”成为全球性热点词汇的今天,汉学家葛凯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回到历史深处,分析了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标签,消费文化怎样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的场所。

与《我的千岁寒》高调上市读者却不太买账不同,王朔近期的几本新书似乎重新为他赢得了读者。《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通过一场虚构的谈话,讲述了一个人痛苦的内心生活和人生体悟,“全暴露了”,王朔以这句宣言展示了他独特的大胆和真诚,也抓住了读者的心。王朔曾书写过“青春残酷”,韩东的新作《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则为此提供了另一个版本。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中国县城――只有一条主街道,泥土弥漫,偶尔开过一辆解放牌汽车,社会停滞、闭塞、压抑,人们的生活像每个人身上的蓝布衣一样的单一――而青春的迷茫和冲动是每一代人都会有的,任谁想起来,能不百感交集呢?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妻子卡特琳娜的《新娘日记》中译本的出版之时,正逢罗伯-格里耶去世的消息传来,所以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书中,卡特琳娜记述了她与罗伯-格里耶婚后前五年的生活,其中涉及他们的日常家庭生活,她与新小说作者们以及文学名流的会面,那些研讨会,那些讲座,那些采访,等等,这本书为我们了解“新小说派”的这位教主提供了新的材料。《纠正》、《跳房子》则是近期出版的两部比较有分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前者曾获2001年美国全国图书奖,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深度;后者则有“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之美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值得一读但也对阅读构成重大挑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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