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季广茂事件”看学界之病

编者按

作为率先“对季广茂事件”纷争给予关注的媒体，我们欣慰地看到，由这一事件引发的讨论，正在接近这一事件所暴露的问题本质。今年年初，学者肖鹰最早对这一事件做出反应，撰写了《教授岂可“做回畜生”？》

在这期间，一个学术事件在一些人的眼中却渐渐演变为“娱乐事件”。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做一个看客，看一个教授撒泼骂街，确实是“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事情了”。

北师大校方出面呼吁，“希望此事能回归到学术讨论上来”。是时候让“学术的归学术”，让“娱乐的归娱乐”了。因为只有这样，“季广茂事件”的讨论才是回归至本源。

我们看到，随着讨论的深入，学者应该怎么做学问，如何面对批评，甚至如何为人？对重大科研项目是否应有监督和问责？今日学术界充斥着如此之多的低劣著作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学术精神是如何萎缩的？这些重大的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期冀这场讨论真正成为学者的成长过程，成为学术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学术评价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

现在有不少教授、博导，就靠种种“项目”、“工程”的经费，在“量化管理”的指挥棒下，搞研究、带博士生、出书、评奖、拿岗位津贴。在这条“知识生产线”上，充斥着平庸之作以至学术赝品。

从学人之“骂”看学术精神的萎缩董健（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起先，看了北师大那位教授的不堪入目的骂人脏话，我曾颇带着些怜悯之情地想过：“文人也难免有失去理智的时候，是不是那位批评者下笔过‘狠’、有伤人格了？”于是，我赶快找来《文艺研究》2007年11期钟华先生的万言长文，认真读了一遍。我觉得批评是坦率的，不留情面的，但又是讲道理的，绝无伤害人格之言。应该说，这基本上是一篇严肃认真的书评――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是“书评”，是因为作者讲了许多学术研究和“写书”应有的基本规范，而在具体的学术观点的论辩上则未能充分展开。现在肯花功夫写这种文章的人不多了。但目前充满虚假与平庸之作的中国学术界，非常需要多来一些这样的“挑刺儿”的文章。

那么，这样一篇完全正当的书评，怎么会使得北师大那位教授愤怒得丧失了理智，以至以恶语秽言泄愤伤人（也是辱己）呢？

诚然，这是学界之耻，但其耻并不仅仅在于这表面上的“骂”多么下作、多么肮脏――这是有偶然性的。我们应该想一想这“骂”的“文化背景”，分析一下这“骂”是怎么来的。可以看得出，北师大这位教授在学术上是底气非常不足、缺乏起码的自信心的――这样的人最怕批评。他说：“学术生命就是我的全部，除了它我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的一本书受了批评，就是自己的“学术生命”受到了伤害，于是便用了疯狂的谩骂“治疗我心里的伤痛，不然我觉得我早就崩溃了”。这位骂人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生命”的灵魂！为了真理的探求，为了学术立场的坚持，决不曲学阿世，决不向任何“权”、“钱”的势力低头，也决不与任何谬误妥协，并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力争把最好的成果献给社会，并能容忍异己之见。这才是“学术生命”之所系啊！如果认为别人冒犯了你的学术立场，可以起而反击；如果你觉得观点相左，你可以起而捍卫真理，痛痛快快地辩论；如果人家讲得有道理，就应该虚心接受。可是我们这位满嘴脏话的教授却把自己区区一本小书当成了守护一己“名”与“利”的保护墙，当成了不可冒犯的“生命”，于是动了这么大的肝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这位骂人的教授，这里有更深层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在我的印象中，1990年以来，以恶劣的态度对待认真的学术批评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共同的特点是：出错者死不认账。例如1998年葛剑雄、曹树基批评370万言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质量低劣、错误连篇，但遭到了作者近乎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反击”，这从当时《中华读书报》所报道的双方的“辩论”，就看得很分明。当时我就指出：“当人们在某种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陷入无逻辑、无原则、无道德、无学术规范的‘操作’之中，不要说杜绝劣书是一句空话，就是揭露劣书也会遇到‘社会心理保护’的干扰和阻挠。”（1998.4.12《扬子晚报》）这次事件发生在文艺学领域，但大背景是一样的。大家知道，在文艺学领域，上世纪80年代有不少新收获，但90年代以来，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虚假、浮夸、平庸”的时期，“假、大、空”的东西特别多。再加大学科研管理体制日渐僵化，成果多而杂，好书难求，“垃圾”多多。钟华批评季教授的书说：“从总体上说，本书内容芜杂而漂浮，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新货’不多。”我相信这本书不一定是同类书中最坏的，但我认为批评者指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有些“项目书”、“工程书”，恐怕问题比季教授的书还要多得多（这大概也是使他不服气的地方）。这几年，许多“国家项目”的书，怎样申报、怎样写作、怎样出书、怎样评奖，然后作者又怎样得“名”得“利”，圈内人尤其是大学的老师们都是心知肚明的。近十年来，至少在文科可以说，中国学术总体上是走下坡路的。真正像陈寅恪、顾准那样做学问的人，不敢说完全没有，基本少见则是事实。而完全是抄袭剽窃、欺世盗名者也不是很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大多数。令人悲哀的是，在学术研究上，“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平庸之作出版一万部和一部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多出多浪费些人力、物力而已。现在有不少教授、博导，就靠种种“项目”、“工程”的经费，在“量化管理”的指挥棒下，搞研究、带博士生、出书、评奖、拿岗位津贴，在这条“知识生产线”上，充斥着平庸之作以至学术赝品。严肃的学术研究已经“异化”为知识分子求“名”获“利”的“文化打工”行为，所谓“学者”也已经“异化”为“剪刀手”、“糨糊匠”和“码字师傅”了。学术到了这一步，人们“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鲁迅语），学人就再也不会去维护什么学术的尊严，也就必然会失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雅量。“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倡的这种伟大的自由精神，在庸俗化、“物质化”――“奴化”了的教授们眼里，大概就是“犯傻”的表现了。于是，要誓死捍卫自己的“成果”（书），而不是捍卫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于是，就失去道德底线地骂起来，就不惜去“做回畜生”。所以，稍往深处想想，人们的心情不能不沉重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精神的萎缩，以及中国学人道德的滑落。

2008年3月2日于南京大学跬步斋

重大项目投合了学术官本位的趋势，只要有职务，有牌头，这样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领导才能拿得到重大课题，才有资格负责重大课题。学术现在以项目为核心变成一种集体利益。

现在学术管理部门以“重大课题”来引领学术，那实在是最大的误区。

“没有一个学术大师是做重大项目做出的”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

季广茂与钟华的学术纷争迅速演变为当代中国学术论争中最激烈的一场冲突，这种冲突方式在学术界已经久违了。但当代学术界如果以这种冲突构成重要事件，那也是可悲的。身处媒体时代，只有奇闻怪事才会被无限制地放大，加上互联网博客的无限自由，以及传播的无限广泛，传媒足以把任何怪诞的小打小闹搞成惊世奇闻。但一项学术批评和反批评，会酿成互联网上的奇观，这无疑需要学术界的人们去反思一下。

首先，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乃是当务之急。季广茂教授的《嬗变》一书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学术著作总是有漏洞，总有不周全之处，不同的人对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但只要本着诚恳的学术态度相互批评，这是必要的学术活动。批评和反批评，应该是建立良好学术环境的必要方式。钟华的批评总体上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他也下了大量功夫研究探讨季广茂教授的著作，有些意见颇为中肯，有些意见似乎还可推敲。

当然，此一事件中季广茂教授的反应还是有些过激。至于认为学术生命终结，那是不必要的担忧。季教授何至于认为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此脆弱？退一步说，即使这本书没有写好，还可以另写出一本过硬的书，让学术界刮目相看。学术之事，何在乎一日之短长？如果以骂来对抗，确实有失学者身份，有伤学术规则。确实，建立正常健康的学术批评机制，良好的学术批评以及对待批评的心态，当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紧迫任务。虽然季教授可能是极端个案，但当今中国学术批评缺乏良好氛围则是有目共睹之现状。大家都习惯于不是赞歌就是挽歌，如何在学者之间建立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学术批评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大家都对学术有一种敬畏，有一种虔敬之心，那可能误解就会少得多。

现在学术生产确实处于超常膨胀状态，一方面是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则好的学术著作太少。现在拉大旗做虎皮的学术复制品到处都是，虽不说黄钟毁弃（可能根本就没有“黄钟”），但瓦釜齐鸣则是不难见到的。学术没有标准，学术没有自律，学术评价体系几乎没有，有也形同虚设。特别是现在数字化的考核标准，完全不讲质量，浮夸之风盛行。学术风气的败坏固然有多种原因，我以为现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术官本位愈演愈烈。这二者看上去关系不大，但学术官本位已经毁坏了学术的品格，人们发现，原来学术并不受到重视，学而仕则优。只要当上官，学术地位自然就高，由此则形成赢者通吃的习惯。如此下去，就没有人看重学术。学术没有尊严，学术遭到贬值，自然无须认真对待。浮夸之作也可以大行其道，本来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何须斤斤计较？

重大项目在当代学术界越来越盛行，除了社会科学和古籍整理方面，我是外行，不敢说三道四。我以为人文学科搞“重大项目”除了满足一部分人好大喜功的心理外，没有多少学术意义。人文学科是非常个人化的学问，要长期思考领悟才能有所得，岂能一大伙人凑成一个课题题目，凑成一个体系。重大项目的监管机制也严重失位，评审只是走过场，再滥的东西都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而出版社也争相抬轿子，出版重大项目可以获得重大社会影响。实际上，重大项目投合了学术官本位的趋势，只要有职务，有牌头，这样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领导才能拿得到重大课题，才有资格负责重大课题。学术现在以项目为核心变成一种集体利益。本人无意于评价季教授著作所列入的“重大课题”，也不能因为一本著作中某些问题就否定某个“重大课题”。我是说，现在学术管理部门以“重大课题”来引领学术，那实在是最大的误区。谁拿得到重大课题就是大佬，就有学术地位。而沉下来认真做学问，做个人学问的人，则被边缘化。本来中国人文学科的资源就稀缺，被“重大项目”切去一大块，剩下的再由无数的人去分一杯羹。管理部门把所有的利益和荣耀荣誉都给了重大项目，学校也跟着起哄，唯重大项目马首是瞻。没有人重视学术的真正的价值。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术大师是做重大项目做出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如果学界“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潜规则”真的形成并大行其道，正当的学术批评就没有正常的环境，学术批评的尊严就一文不值，学术批评的伦理底线就会彻底崩溃。

学术批评的尊严是如何沦丧的？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季广茂事件”缘于钟华发表在《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的文章――《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评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的书评。钟华在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季广茂书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有翔实的材料和观点，因此这是一篇严肃的学术批评文章。这是批评者的权力，也是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不要说季著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就是经典文献，批评者也有批评的权力――没有任何人有批评的豁免权。这是一个常识，也是学术能够健康发展的前提。至于钟华的批评是否成立、是否有道理，不仅季广茂有反批评的权力，而且学界自然也会主持学术公道。但季广茂却勃然大怒以至于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骂街。

值得谈论的不是这个事件本身，而是与这个事件相关的学术批评的尊严和伦理底线的问题。维护正当的学术批评，理性地接受批评和进行反批评，是学界普遍遵循的规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和素质。遗憾的，季广茂教授粗暴地践踏了这个规则。这是引起学界震惊的根本原因。

表面看，这是一场个人的“意气之争”。但背后隐含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学界早已不是净土已不是秘密。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大学几乎一样都不少，有的甚至比社会上还要糟糕。首先是名校教授身份的优越感。当下的情况是，名校与一般性学校构成了等级或权力关系。只要是名校教授，在心理上就有一种无意识的优越感。因为名校的专家掌控着诸如学科评议、硕士、博士点评审、博士研究生答辩、课题评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讲学等各种特权。这种资格和身份，滋长或膨胀了某些教授的身份感或“霸权”心态。他们认为有了这些机会，就等同于自己在学问上也高人一筹，身份上也高人一等。因此也就可以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来自一般院校同行的意见。

其次是利害关系。所谓利害关系，就是与课题、研究基地、研究中心等相关的利益和荣誉。这是学界都清楚的事情。每个大学几乎都在忙于“跑点”、“跑课题”、“跑基地”或“中心”。这里当然有学术上的抱负或雄心，但其中的利益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如果一个人的成果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体，这个责任是不敢马虎的；但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是学界正在形成的“潜规则”。在文学研究界，自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文学界讨论的话题极少进入社会公共论域。2005年之后的“底层写作”是一个例外，而且仅限于文学批评界。但在思想界、社会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等领域，他们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远远走在了文学界的前面。与社会公共论域相关的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是不存在，比如学术体制、权力关系、学术生产、评价机制等，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浮出水面。文学界表面的风平浪静遮蔽了真正的危险，遮蔽的越久，危险度就越高。真正具有质量的学术批评和论争，在文学界已尘封经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已经成了学界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似乎成了“高压线”触摸不得。当批评成为“零”的时候，批评的底线自然彻底崩溃；批评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视为洪水猛兽暴跳如雷惊恐万状。

因此，这个事件背后隐含的真问题，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检讨的。如果仅仅做一个“麻木”的看客，看一个教授撒泼骂街，就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事情了。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我多次强调文艺批评要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这个是非观不仅对文艺创作出现的问题要坚持，对学术批评出现的问题也要坚持。如果不是这样，学界“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潜规则”就会真的形成并大行其道，正当的学术批评就没有正常的环境，学术批评的尊严就一文不值，学术批评的伦理底线就会彻底崩溃。

　　今日学术界充斥着如此之多的低劣著作，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术生产方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

季广茂事件与学界“潜规则”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季广茂面对批评的姿态，季广茂那些污秽到极点的骂语，令我震惊。回过神后，我试图理解季广茂。毫无疑问，季广茂并非心智不正常之人，不然就难以成为名校的教授、博导。一个本来心智健全的人，忽然有此匪夷所思之举，这提醒我们不可对此事做过于简单化的理解。

我找到钟华批评季广茂的文章，我以为，这是一篇在认真地谈论问题的文章，行文虽然有些尖锐，但并没有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如果学术环境正常，如果学术上的批评和争论形成一种风气，这其实就是一篇普普通通的书评。而作为被批评者，如果心智正常，他所采取的态度无非两种：沉默或反驳。沉默姑且不论。反驳则是据理力争，有理有据地指出批评者的失误，以此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声誉，也只有以此种方式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声誉。但本来心智正常的季广茂，在这样一篇本来是普普通通的书评面前，却似乎彻底丧失理智，大有操起粪帚“与你拼了”的姿态。――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真正的原因，首先在于钟华的文章确实说得有理。其实，再尖锐的学术批评，也不过如蒿杆打人。如果被打者浑身丝毫无伤，那打人者蒿杆舞得再高、打得再狠，也只能让蒿杆折断，被打者则毫无痛感。但如果被打者身上有伤，而且那伤口正在化脓、红肿或溃烂，那蒿杆打在上面，就能让被打者痛得跳起来。季广茂强调钟华文章对他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如果钟华文章真像季广茂所说的那样毫无道理，心智正常的季广茂，一定不会感到真正的伤害，也一定不会有如此不择手段的“反击”。实际上，正因为钟华挥舞的蒿杆，正打在季广茂的伤口上，季广茂才如此口不择言地叫喊起来。

既然人家说得有理，按“常理”，不好好反思并表示感谢，至少也应该羞愧并默然。但季广茂却并不认可这“常理”。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委屈并表达这种委屈。这就涉及到钟华文章中这样一番话了：“坦率地说，我很少见过像《嬗变》那样读起来如此让读者饱受磨难，如此让读者缺乏安全感，如此考验读者忍耐力的所谓‘学术著作’。”我要说，钟华的这种说法，是欠斟酌的。实际上，像季广茂的《嬗变》那样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术著作”，在今日中国学术界，是大量存在的；我甚至想说，比季广茂《嬗变》更文不对题、更逻辑混乱、更多常识性错误、更无价值的“学术著作”，也比比皆是。所以，当钟华指出季广茂《嬗变》中的许多问题时，他是对的。但当钟华强调季广茂《嬗变》是少见的低劣时，却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季广茂的委屈，恐怕正由此而生：分明经不起挑剔的“学术著作”成千累万而无人质疑，你钟某偏偏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分明像我的《嬗变》一样问题多多的“学术著作”每年都层见迭出，你钟某偏说“很少见过”；分明每年都有比我的《嬗变》更更不像样的“学术著作”获大奖、受吹捧，偏是我的《嬗变》却遭你钟某如此痛击。――你说我能不委屈、能不愤怒得丧失理智吗？

那么，为什么今日学术界充斥着如此之多的低劣著作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术生产方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这一点，是不待明眼人而后知的。当然，这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我在这里也难以细说。总之是，如今的这种学术生产方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必然导致劣质论文和专著大量出现，必然使得许多的所谓“学术著作”出了印刷厂便只配进造纸厂；必然令黄钟毁弃而令瓦釜雷鸣。更糟糕的是，这种学术生产方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还使得学术界不知不觉间形成了这样一种“潜规则”：一本“学术著作”，张冠李戴、别风淮雨，是正常的；东拼西凑、鲁鱼亥豕是合理的；指鹿为马、郢书燕说，是不必在意的。而若有人去较真、去写文章批评，那就违反了这种“潜规则”，就是不明事理，就是“不上路”，就是“拎不清”，就是在“犯傻”。钟华直言批评季广茂的《嬗变》，就是无视了学术界的“潜规则”；而季广茂做出如此反应，或许依据的正是这种他认为钟华也应懂得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