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进入4月，离世界图书日（4月23日）近了，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于是，本报在4月里将两个话题一起来说，刊出一组回顾出版变迁、倡导全民阅读的文章。
今年,恰逢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30年。梳理这30年来中国出版业的变化我们发现，出版业的每一
缓步微调 拨乱反正
从外观上看，30年中国出版业的变化，波澜不惊。但潜下水面，你会看到变化同样是深刻的。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环境与人们的精神面貌状态下，召开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系列出版会议对出版人乃至对全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78年10月在庐山举行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会议，可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出版界有着拨乱反正意义的会议，会议精神对于历经文革的中国出版业是极大的思想解放，对出版业后来的发展意义非凡。一年后国家出版局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及时修正了文革前对地方出版社“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出版方针，强调出版要“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这极大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对整个80年代全国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80年代的中国出版业大体处在拨乱反正、重新出发的调整、起步状态，整个中国社会打开国门、改革开放的潮流影响到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人。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求知若渴，对书籍这一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这促成80年代那种全国人民争读一本书的独特景象。当时尚无互联网、手机等现代信息获取和沟通渠道，阅读方式相对单一也间接使得图书出版业市场极为火爆，一本书有几十万的销量并不鲜见。
加速度 重版权 走出去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版业，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阅读需求，也面临着逐步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的挑战。1986年，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态度和缩短与世界出版强国之间距离的决心。二十多年来，中国出版业已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BIBF也同步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书展之一。1987年开始，每年举办的图书订货会（先在京举办，后来发展为不同地区主办的全国书市）加上此后不断涌现的各类区域性、行业性订货会，极大丰富了出版业同行间的交流，也促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也是在1987年，新闻出版署正式成立（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经济日报》使用激光照排系统，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入光电时代；首届中国图书奖在京颁奖……这些载入中国出版史册的事件对于90年代、新世纪乃至今后的中国出版业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力量。
进入90年代，中国出版业继续加快改革的脚步，改革的深度也逐步触及体制的转化。90年代以来，中国发行业零售开始向民营资本开放，开始组建出版发行集团。1990年，我国颁布了《著作权法》，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9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国务院随后又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这些体现了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行的情况，标志着中国出版界逐步加强版权意识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盗版的决心。
推进改制 稳健增长
新世纪的来临，“改制”成为中国出版业的最大关键词。事实上，中国出版业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要从党的十六大以后开始。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35个试点单位中有21家新闻出版单位，改革从体制创新入手，涉及出版、发行、报刊改革等，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明确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一大批中央部委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以及报刊社开始转企改制。2006年总署出台的《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表示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这些出版管理部门的态度对于中国出版业解放思想、加速改革步伐不次于一剂强心针、同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成为我国首家出版发行企业上市公司。此后，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2007年末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为中国出版第一股，标志着长期出处于计划经济状态下的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迈出了更为实质性的一步，预示着中国出版业将继续加快改革的步伐。
今年初，柳斌杰署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出版业带来的变化指出，经过30年时间，中国出版业解放思想转变了工作思路，极大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同时体制改革也创新市场机制，出版业进而稳步走向世界。 （更多深度回顾，敬请关注本报4月23日改革开放30年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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