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读了很久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也是思想解放的30年。笼统地讲，图书的被使用程度同这一历史进程的关系，前半程紧密，后半程稍显疏离，但始终互相影响不曾分离。自本期起，本报将连续刊发一组学人关于自己阅读生涯的回忆文章，这些带有私人印记的读书记忆，既可折射那场波澜壮阔的

一

十多年前，北大拆了南墙。此举一时引起热议，被认为是学校向社会开放的象征。有几位老友趁“热”打铁，合伙在南墙旧址一隅开了家小书店，取名“风入松”，也就是现在这个风入松书店的前身。我前去道贺参观，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不索性取名‘南墙书店’？”我心里想的是：立于北大南墙墙基之上，又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老话给垫着，多现成的名字！何至于要绕到“风入松”这样一个古词牌名上去？老友们回答说：“想过，也申报过，但没让注册。可能是申报‘南墙’两个字的人太多了！”话虽如此，可我还是觉得“风入松”这个名字过于绕口，也过于文气，反映出老友们那点难舍的文人趣味。所以，回家后我戏填了一首“风入松”寄赠――

借它学府贩书香，偏做了南墙。几多痴汉来相撞，回头处，人海茫茫。不见那人踪影，空余满目风光。在商今日亦言商，顾我者周郎。当年心事谁堪问，黄昏后，共话夕阳。守着自家店铺，忘却人世沧桑。

我当时也是文人兴起，但这点游戏之笔其实也藏有一些真实的感慨。到如今想起未待“黄昏”就已早逝的王炜兄（当年兴办风入松的老友之一），倒觉着是感慨远多于戏言了。

“风入松”兴办之初，正值我也卷入了央视《读书时间》栏目的创办工作，所以我的感慨一半也是因自己而发。想我与书纠缠了大半辈子，闹出的故事不少，却大致用三句话即可概括：读书是生活；靠读书生活；靠书生活。简单解释一下是这样。我在青少年时期有过如饥似渴地读书的阶段，那时侯读书就是生活本身，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后来有了机会，把当年如饥似渴读的书当做敲门砖，考上北大做了“学者”，便开始靠读书生活，因为书已经成为“资料”，“占有资料”乃职业也即生计所需。到了再把做“学者”的那点积累用来给央视《读书时间》打工，就只能说是靠书生活了，因为“读”已经改为“翻”，且恨不能像聊斋故事里的那位高人一样，改为用鼻子嗅了。笼统这么一说就能明白，我离我读书的某种初衷显然是越来越远。我的感慨或许就源于此。

二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在小学一年级时，我因比同学们多看了几本小人书而获得老师的一个特别奖励。那是一枚烫金的书签，一枚在我记忆中精致无比的书签。书签上印有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书，是心灵的窗户”。我想，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把书看做一种生活必需品，把读书看做是一种日常生活。道理是很简单的：就连囚室都有铁窗，可见没有窗户的房间是不能住人的，而每天打开窗户确实是一种日常需要。

有一则回忆说，画家黄永玉先生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居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斗室之中。他于是挥毫泼墨，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窗户。我以为，这个传为美谈的故事具有某种象征性，可以用来说明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曾经有过的心灵生活或精神生活。禁书就相当于封闭窗户，把几乎所有的书都禁了，就意味着一代人都住进了没有窗户的斗室。但心灵的饥渴却是禁而不止，于是凿壁偷光（没想到这个成语竟用到这儿来了！）的事就必然会发生。我偷过书，并且因为偷书和偷读禁书而坐过牢，案由是反革命。在看守所里我亲眼看见了铁窗，那可是一年365天都开着的！

在看守所里我过了几年完全彻底没有书的生活。凿壁偷光也绝无可能了，我至多只能悄悄地“反刍”过去读过的一些书。尽管肉体的饥饿很强势，在感觉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精神的饥渴也还是无时不被觉察到的。家人送进来的一管牙膏的包装设计就能“冲击视觉”，让你意识到眼睛对色彩的饥渴；墙外飘进来的一串口哨声就能回肠荡气，让你意识到耳朵对乐音的饥渴。当然，那些饥渴的原发地其实并非眼与耳。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梦想：给我一本英语词典，我会把它整个给吞吃了！――我相信我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把所有词条都背下来。

确曾有一个机会验证了我的贪婪。在入狱两年之后，我因病住进了监狱医院。在病房里竟意外获得一本《大众科学》杂志的合订本，我于是有了两年以来的第一次阅读。那当然是一次狼吞虎咽的阅读，但奇特的是，那同时却也是一次细嚼慢咽的阅读。这么说吧，我是恨不得一口就把它吃下去，但每一口又舍不得往下吞。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读，而且每一读都力透纸背（又一次：没想到这个成语竟用到这儿来了！）。那个合订本连载了石油生产从提取到炼制的全部工艺流程，我当时竟能如数家珍一般地复述出来，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知道，这之前我对此是一无所知，并且不敢说有任何兴趣。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那的确是平生仅有的一次奇特经历。事后看，我并没有从此就对有关石油生产的任何事物感兴趣。事实上，我当年可以如数家珍的石油生产工艺流程，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我能记得的，只有我在阅读过程中的赞叹之情。我赞叹的是那种工艺设计的精细奇巧。看来吸引我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的，是人类的一种心智活动。我于是想，为什么说开卷有益？不仅仅是因为一开卷必能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因为一开卷就能参与到人类的心智活动中去。也许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高尔基才说“书，是心灵的窗户”。

三

当初我狼吞虎咽加细嚼慢咽地读“石油生产工艺流程”时，当然不会去想那种知识对我能有什么用处。其实，入狱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书籍时，也做梦都没有想过我将来要做一个以“搞哲学”为生的“学者”。在人生的青少年阶段，哲学问题的产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或许是因为，对于被命名为“智人”的我们这个物种来说，追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乃是一种内在固有的冲动。我当然不是一个例外。

不过，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对哲学的兴趣也许还附加了一个历史原因，那就是：我们那时候普遍具有一种政治关怀。用文革时期流行的说法，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大问题。而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抱定一种看法：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最终解答这样的大问题。我自己吭哧吭哧地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因为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读了《逻辑学》，又读了《资本论》，并没有因此就想清楚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到1980年我却因此考上了专业方向为“黑格尔与新黑格尔主义”的研究生。我不是没有过春风得意的感觉，但在内心深处有时候会隐隐觉得这事似乎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味。所以，我很能理解钱理群先生在考上北大以后感到的不安。――他竟然写长信给朋友解释自己考学的动机，仿佛他的考学意味着某种背叛。（见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

我对我们当年那种“思想贫乏的关怀”评价不高。不过我也深知，需要做的，是尽可能改变“思想贫乏”的状况，而不是索性放弃关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放弃还是坚持？”是一个与汉姆莱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样严重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在被封闭的“斗室”里成长而形成的一种偏执反应。那种“斗室”的功用就是要胁迫我们放弃自己的心灵生活。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说得好：“我怕得有理。”有所关怀一度被我们认作仍然拥有心灵生活的某种标志，自然会显得生死攸关。我们的坚持绝不是在“与风车作战”。只不过在正常情况下，心灵的关怀理应比我们那种近乎焦虑的关怀要宽广得多。

近三十年来，我也一直在为改变自己“思想贫乏”的状况而做努力。在我看来，能做的努力依然只有读书，尤其是读过去读不到的和有意无意被忽视了的书。尽管有某种“先天不足症”难以根治，但情况还是能有所改善的。当然，出于生计或职业需要的阅读恐怕就收效甚微，所以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读书是私事”，并且有“终日伏案却时常偷闲读书”之一叹。

我很感欣慰的是，这两三年我的阅读终于摆脱了职业的压力和事业的诱惑。于是，读书的那点原初的动力（那点追问、那点关怀……）又完整地回来了，我的读书生活又与我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完全对接。不敢说还是那么如饥似渴，但却也常会如痴似醉。而且，阅历让我牢牢记住了“书是人写的”这一点，因而每开卷就仿佛搬了把椅子坐在了作者的对面，那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哪！

是已经“近黄昏”，但我却把那点文人的感慨搁在了一边，欣然做了里尔克笔下的“阅读者”――我已经读了很久自打这雨声潺潺的下午躺卧在我的窗口室外的风声我充耳不闻我的书又重又厚书页对于我像一张张面孔沉思时，神情严肃读着它们，时光便在我身边淤积、滞留蓦地，书中一片光明书页上写着：黄昏、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