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彼在嘉映在

陈嘉映

1952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文革在内蒙突泉插队。1977年入北大西语系读德语。翌年入外国哲学研究所读

主要译著

译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主持翻译《西方大观念》。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从感觉开始》（又名《思远道》），《泠风集》，《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象》，《哲学科学常识》等，以及一本不知道怎么分类的小书《旅行人信札》。

记者手记

那本书送到德国教育部长手里，获得的评价是“不合格”，结果耽误了作者评教授职称。半个多世纪后，在中国，这本书却让一个青年学者一夜成名。这就是《存在与时间》和海德格尔和陈嘉映的因缘。

海德格尔曾说，思是人类最简单也最费力气的一项手艺活，那么，陈嘉映该是个孜孜以求的手艺人；梁漱溟曾说，学者分两种，学术中人和问题中人，那么，陈嘉映该属前者。他表现得相当哲学化，我们坐了一大桌子，他的得意门生、学术助手、责任编辑、还有我。他们讨论很艰深的问题，用不同语言说同一个概念。我旁观又旁听，只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是陈嘉映脱不去的双重影子。

陈嘉映说话低沉，用词很斑驳，在流畅而细碎的表述中，时不时有英语单词和专业术语蹦出来，有时还夹杂未必那么文雅的字眼，“拉屎”或者“狗屁”。如果语言真的是存在的家，那么陈嘉映的家主题鲜明，而且小饰品还真多。

革命和反革命

我就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倒腾。从上海来北京，是6岁，2002年从北大去了华东师大，现在又回北京。没别的原因，上海挺好，华师大对我很好，但老婆孩子老爹都在北京，家在这里。

当然我还是比较亲近北京。上海的知识分子坐一起总是谈股票、孩子上学，他们干活习惯自己一个人干，不扎堆，北京有圈子，一本书出来，比如《往事并不如烟》，有的喜欢有的骂，反正会形成一个知识分子公共话题，大家见面都会聊到。

国外也是。纽约是美国的文化中心，有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但你不在主流文化圈里，人家不会邀请你，就是邀请，你那点儿英语，没辙！我也去过不那么高级的、一般的文化沙龙。开始还能跟一点，半夜12点以后的，一个字都听不懂。人家说笑话就一句话，有时只一两个字说出来，满座都笑，你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我父亲是小干部，要筹建轻工业学院，全家就过来了。上到初二，文革了。文革时特别好玩，嘉明是干部子弟，我和嘉曜是黑帮子弟。嘉明是101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我开始是我们初二二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一辈子没当过几次“官”，所以印象深。但后来不能领导班里的文革了，因为嘉曜成了反革命。

我要往前说一点，我们哥仨，嘉明大我4岁，嘉曜大2岁，中学不在一个学校。小时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几乎不关心，嘉明上轻工业部子弟小学，非常好的学校，我和嘉曜在马神庙中心小学，很次，我们居然不知道。开会时，校长说：“我们是北京最大的小学”，我们可自豪了。我们先后都报的101中学，只有嘉明考上了，我和嘉曜去了师院附中。

我的幸运是小时候和这两个哥哥一起长大，他们都不是特别寻常的人。嘉曜从小就特别拗，反叛，有独立精神。他贴出的第一张反红卫兵的大字报是1966年6月16日，绝对是全国第一张，红卫兵刚成立还没几天呢。我没什么想法，嘉曜想什么我就怎么想，也反红卫兵。当然红卫兵势不可挡，很快就夺权、掌控一切，嘉曜成了反革命分子，学校六大右派之一。红卫兵下命令，不准出北京，就像现在取保候审的要控制一样。

我们当然不管，还是出去串联。结果特别不巧，到处溜达时赶上北京的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我们去看热闹。你都不会相信，那么人山人海的，就撞上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还是最狠的那一拨。勒令我们马上滚回北京。我是从来不反抗的，嘉曜有斗争精神，但那次也哼哼唧唧没说什么。

回北京没几天，嘉明要去新疆。当时串联，倾向于越远越好，满世界溜达呗。哥仨一起去。先在乌鲁木齐住几天，准备去南疆。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在八一农学院，我和嘉曜上厕所，隔着蹲坑的挡板聊天，声音被人听出来了。我们哪知道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住同一栋楼里！

我们一出来，那帮红卫兵就在门口堵着呢。把我们带到一间屋子里，背对背，拎着皮带审我们。

这时门口有人狂敲门，是嘉明找过来了，带着一帮子红卫兵，101的，还有师大一附中的，要求放人。101和师大附是全北京最狂最牛的，不少最高的高干子弟，有来头。但我们的红卫兵也不示弱，最后的争点变成我爸是革命干部还是黑帮。他们还真找轻工业学院的一个狗屁女大学生对质，那女的说，“陈昌杰？他好像是黑的吧？”这就不好弄了，101、师大附的人就作保，放了我们。结果哥仨就滚回北京了，南疆没去成，哎，可惜了。

后来又出去转，到云南。回来时北京联动了，联合行动委员会，早先的革干现在好多成了黑帮，就开始反中央文革。嘉明自然而然是联动。嘉曜呢，自然而然是反联动，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嘉明在政治上无所谓，在学校当联动，回来看我们反联动，就跟我们一起反联动。我们仨在家设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刻蜡版，自己印出来，再出去贴。宣传反联动。嘉明刻蜡板，他写一笔极好的字，文章也极好。

嘉明的性格就这样，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事情过心的，怎么都行，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今天过完了就过完了，你问他明天干吗，他觉得你问得奇怪，明天还没到呢，到时候再说，全看自己的高兴劲儿。我住在黑山沪的时候，他来了，坐坐，坐一会儿走，干嘛去？“再说”！在这一点上我跟嘉明完全不同。我从黑山沪进一趟城，事先会列一个单子，把要干什么事情写清楚，一路上一处一处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严格计划好。当然我出门会忘记带，这是我的毛病。嘉明那种性格不是特别常见。一点抽象理想主义都没有。

读书和著书

闹了两年，到1968年，去内蒙古插队。那8年的感受挺好的。年轻，觉得那地方、那岁月，都好。插队也没谁正经劳动，最开始还想着向贫下中农学习，时间一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家都怠工，能歇着就歇。我们也这样，平时就看书。

也学外语，最先捡起俄语，中学学过两年，有点基础，然后学德语，因为喜欢德国文学和哲学，我特别喜欢歌德和席勒。学英语比较晚一点，1974年开始学。

当时的书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我们大多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抄了家，多少还会剩些书，带到乡下。大家互通有无，听说哪个青年点有什么书，就去那里翻书箱。我那时侯看黑格尔的《小逻辑》，读了几个月，然后是《哲学史》，看书没什么系统，到手的书都读。

还有，文革笼统地说是十年，但在我们经过的人看来，其实是一段一段的，其中有非常大的转变和不同。比如1971年林彪摔死之后，有一次小阳春，改变非常大。那时抛出来一大批书，我们经常去西单新华书店背后的内部门市部买书。买书得要单位的介绍信。对我们经过文革的人来说，自己刻个章，印个介绍信，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新华书店的人也根本不看，就是一程序，要走个形式。

当时进去简直就看傻了，真是无尽的宝藏。我现在还存了几本，说给你听就知道了：托尔斯泰全集，俄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文集，莎士比亚全集，歌德文集，席勒文集、茨威格小说集，德文的，诸如此类。买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其中有他的《群魔》，反社会主义，没有译成汉语，只能读原文。我学德文，就因为买了好多德文书，不学德文没法读。

后来还到北京图书馆去读书。那时北京图书馆还开着，外文阅览室基本上是空的，没人去。有的书，中译本是禁书，但外文原版不禁，尼采、弗洛伊德。还可以外借。有一段时间我对弗洛伊德很着迷，看了《梦的解析》，天天给自己解梦，还到处去打听别人的梦来解。

自己也写。我很早就开始著书立说。写了好几本书，《逻辑学纲要》，《哲学史名词鉴》，还有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有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玉渊潭畔》，还有长篇《人生》。可能有些还在。现在岁数大了就不宝贝了，估计现在翻出来也残缺不全，而且也恨不得付之一炬，不值什么的。那时写的东西，除了几首古体诗能拿出来，其他的都不行。

我还有更早期的著作呢，都丢了。不是抄我们家嘛，本来不是抄我，可我有一大堆著作，16岁刚插队，已经著作等身了。他们也就顺便翻，随便拿走了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一本日记。我大概从四年级开始写日记，这是我唯一一件坚持到现在的事情，几十年了。

我担心极了，小孩嘛，对自己的东西珍贵得不得了，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赶紧把剩下的东西用一个大书包，封好了。我们家住月坛，楼底下有个地下室，除了我们坏孩子没人进去玩。很黑，有个坑凹的地方挺隐蔽，我把东西藏好了，准备回内蒙的时候带回去。过两天去看，没了。你想啊也是，当时到处查坏分子，不仅我对那个地方熟，公安部门可能也熟。

当时那东西丢了，我真是痛不欲生，一生的著作都没了，稍微夸张一点说，死的心都有。其实那东西现在要真放到网上去给大家看了，估计我想死的心都会有，不定多恶心呢。可那时侯就觉得，这一生的心血啊，都付之东流了。结果我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早期著作”，就是被抄走的那几本，过了两年又还我了。

1976年回城。家里三间小屋，七个大人，在走廊隔出个小间来我睡，二十好几了，在外面混了十来年，突然闲在家里找父母要钱，心里很不舒服。嘉曜当了下料工，我也准备去印刷厂当排字工。

就在这时候，听说可以高考了。高考是我一辈子认真准备的不多的几件事之一。但报考北大德语完全出于错误的判断，别人都说，天下有谁会德语啊，肯定全场就你一个人考，只要你去考就考上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考场里都是德语专业学出来的。

我笔试倒是考了个最高分，可面试瞎了，除了打声招呼Wie gehtes Ihnen，一句话不会说呀。还以为我笔试作弊，我解释自己在农村自学的，后来还是把我收了。

读研究生也完全是偶然。我去申请每个月十九块五的助学金，没成，说我们家里不够穷。正好恢复招考研究生了，每月有36块，好像是，相当于二级工呢，赶紧报名。

还是面试不行，问我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策略》里怎么论述矛盾、实践之类的，我答不上来啊，好在熊伟觉得我外语不错，主张留下，我大概是鸡肋，招吧差点儿，弃之又可惜。

我报的是王永江，研究苏联哲学的。入学后他找我谈话，说外哲所有些老先生，学的哲学虽然不正确，但还挺专的，研究些反面教材，也可以为马列思想做贡献。话他们是这么说，其实他们也的确不愿意这些学术失传。我就跟了熊伟，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是。他让我读《存在与时间》。说，这书你喜不喜欢不敢说，但读了肯定不浪费时间。

出国和回国

我一开始没拿到硕士学位。说起来，你大概会觉得我幼稚得有点假了。有一天熊伟找我，他一般稍微有点?嗦，但那天的圈子兜得特别大，讲了半天，最后说，你千万别激动，你硕士没通过。那年北大300多研究生，有6个没拿到学位。我说，熊先生，这个有什么，多大的事。我真就没在乎。我在有些方面比较晚熟，从小到大没怎么考虑过前途。小事上周密计划，但大事上几乎都是糊里糊涂过来的。这一点我倒和嘉明像。

然后我就留在北大工作了。1983年，熊伟认识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科克尔曼斯，科克尔曼斯狂热地爱好海德格尔，听说中国有个年轻人在翻译《存在与时间》，兴奋极了，很快就把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当时出国还比较难，听说我妈逢人就吹，我们家仨孩子都在美国，好着呢。出国完全是两位导师包办。有同学跟我说他出国的艰难，说我真是幸运得不可思议。

其实我不顺的事多了，好多事过程都不顺，但结果挺好。我博士论文第一读也没通过。我没当回事。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如果没博士学位，以后很多东西会不一样，顺利取得的那些东西可能要花费很多力气才能获得。我平时不说这些破烂事儿，只在安慰青年不得志时，拿自己比划比划，他40岁没提上教授，气不平，就安慰他，我40岁副教授还没提上呢。

博士论文写的是语言哲学方向，也是个错误的安排。本来要写海德格尔的，换题目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这还得退回来讲。我是85年夏天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还得了一个奖，据说是多少年以来考得最好的。年底就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这时北京这帮朋友要我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原因是《存在与时间》已经谈妥了出版。

要说到出这个书，可不是容易的事，一个研究生翻译的，出书不容易。甘阳他们在北大搞了个研讨会，把当时在世的哲学界大头都请去了，贺麟、王玖兴、周辅成、熊伟更不要说。会刚一开完，好几个出版社都要这份稿子。我基本上就是这一本书出的名。现在走到哪里，别人还说，陈老师，我读过你的书，《存在与时间》，我说，不好意思，那不是我的书。

甘阳学术上有能力。但和我们不同，他还有文化企业家的眼光，一流的直觉，学术政治能力，天生的。他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都是当时的研究生，刚毕业的，有的还没毕业，后来看看编委名单，差不多都成了什么家。甘阳的眼光没的说。

他知道这批译作一打出去，我们一代学人就站起来了，接下来不能单靠翻译，要有自己的东西。他要出一套我们自己的著作。我这么说大概有点自吹了，但当时80年代那一帮人中，我被看做正宗有学问的人，学术训练各方面是最好的之一。甘阳又是哥们儿，打头炮的著作肯定有我的。我犹豫，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我对写作的要求又比一般人高些，但架不住他们使劲说，我就答应了。

80年代的气氛……举个例子吧，1985年底，王庆节来美国，说，嘉映你赶紧学成回国，回北大，这个阵地我们不能丢。现在我出来了，王炜在那儿顶着呢。北大是第一重要的阵地，其次是社科院。说起来像是学术政治，但在当时是学术理想、文化担当。我们那时候把坏的学术和坏的政治连在一起，我们不只是代表一种新的学术，而且代表新的政治，西方民主精神什么的。事关重要，所以甘阳、庆节他们那么起劲地全面布局。

我一听这么重大的事业，就答应下来，开始写，从1986年到1988年，一年多时间没干别的，成天就看海德格尔那些书，读得太熟悉了，海德格尔说话那口气、进入问题的方式，简直读了上句就知道下句怎么说，重要的段落都知道在哪里。一时间几乎就成了个专家。

读得太多太密了，结果等这稿子落地，海德格尔的东西我一看就反胃。现在要开始想论文的事了，可海德格尔我一个字都读不了。我去跟科克尔曼斯说，他气坏了，我们交往那么多年，唯一的一次，他对我大发脾气，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道歉。

我就换了指导老师，找的棱格斯，他比较好说话，说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反正也差不到哪里去。他很信任我，结果对我估计过高。正是1989年，大事情，我根本没心思，干脆去California闲逛。奖学金年限也到了。第一次答辩，第二读者不通过，要修改。嘉曜在阿拉巴马开小饭馆，正缺人手呢，我就去了。把论文草草改改，过几个月回学校答辩，通过了。博士论文没考虑出版，的确写得不好，论文的主要内容后来写了篇《论名称》。

在美国的时候，用功。我从小到现在总用功。也玩来着。迷过桥牌，桥牌和围棋一样，要打谱的，占去不少时间。到美国看打桥牌的都是老太太，不玩了。喜欢旅行，差不多各州都到过。在美国我一直自己做饭，手艺还不错，在家从小就做饭。

在阿拉巴马没待很久，去一家刊物代主编。1992年，我打算回了，回国前想着要到欧洲旅游一圈。有天夜里两三点，接到法国一朋友的电话。说有个项目，一年时间，在欧洲六个国家蹲实验室。有点工资，不高，1000美元？2000？绝对够我过了。天下就有这么美的事。当然好了，明天过去都行，正好行李都打好了现成的。

1993年回国，开始没去工作，因为手里有一万来美元。当时美元比值极高，利率也高。算下来，换成十来万人民币在银行，一年净得一万利息，够生活了，有嘉曜的房子住着，楼下就是食堂，生活真是美极了。就一桌子，一电脑，一架书。标准地道的工作室。

后来钱被一哥们儿坑了，他说帮我去换汇，美元拿走了，人不见了，直到现在还没露面。

出世和入世

王炜在北大外哲所，帮我处理了一堆麻烦事，把我办回到北大守阵地。这阵地我也没守住，被踢出去了。在北大，上课时间我到教室，别的事都不管，自己干自己的事，在华师大，要不是做了几年系主任，其他时候还这样，清净。现在到首师大，应该也没什么变化。

我前一段主要在做的，刚做完，是翻译《西方大观念》。《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丛书，60卷，这套书的前两卷就是Syntopicon，“西方大观念”，包括102个观念，如存在、民主、艺术等，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也可以看作一部问题集合，我们关心的“哲学问题”，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这书2005年春天就开始商量，让我做中译本主编。我这人怕麻烦，这种活儿一般都不接。但这部书真让人动心。我在外国读书工作时，《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就是常看的。组织翻译当然是很麻烦的，找了几十个译者，也就不说了。反正所有译稿我都审读过，有一半以上认真改了。版权方开始答应提供一套电子版，我想着把它发在一网站上，译者也把自己的译文发上去，大家互相批评切磋，挺好的计划，可惜，版权方后来又说电子版损毁了。还有别的一些不顺利。辛苦了两年多，换来了一百多万字，译者很辛苦，编辑部也很用力，华夏社的陈希米、王霄玲，都很认真的。说真的，学术的进益，一半在学术人的工作，一半也有出版人的努力。

我觉得，哲学承担了一部分精神需求。一般群众不理解哲学，这一点我的看法比较温和：当然不能指望所谓喜好哲学的老百姓都读我的书，不读于丹。这是不可能的。但高精尖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生存空间，只不过你一开始就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从第一天起就不能指望自己成为于丹，事实上如果有一天，你的书畅销成那样，那一定是出问题了。如果我在讲台上，下面老是掌声如雷，我会怀疑自己说错了。工作性质不一样。就像湖里的生物，各个物种占一个层面，如果弄得我们和于丹在同一个平面上被阅读，这个不对。

世界上的事情，不能算的。像甘阳那么有学术政治的直觉，但总的来说也比较幼稚，没有谁真是搞政治的，没有谁真知道将来的走向。再说，这社会变化太快了，随机应变的能力比老谋深算更重要。举个例子，我们77级的，谁都是冲着北大清华去的，考不上的，第二第三志愿去财经、经贸学校。结果到了80年代后期，北大出来的才拿着几十块钱的工资，学财会的都开着车来了，好的做到司局长了。谁能料到呢？

我记得崔健到上海开演唱会，感觉有的东西真不是人力能够扭转的，崔健还是崔健，唱的还是那些歌，大家也都很激动，都在怀旧。但洋派的豪华大厅里，大家穿着鲜亮的晚礼服，听红旗下的蛋，不是那么回事了，我看着崔健，就想，你不变有什么用啊？世界变了。

好多事都这样。好比我格外喜欢王朔，他有才，语言感觉超级好，是这一代人中我最喜欢的作家。但我认为他现在的东西就是不好。我喜欢王朔那股劲儿，但中国的作家吧，一开始那劲儿里面有东西，后来那个东西没了，光剩下那劲儿了。王朔开头有一姿态，这个姿态是有对象的，现在对象没了，光摆着一个空姿态。

当然还是有好东西，电影和书，比如贾樟科的电影，还是有好东西，只是被杂七杂八的东西淹没了。出一本好的书评的确是当务之急，还有影评。我不相信那种特别大众的推介，不是说群众的眼光就是错的，但有些书确实有专门的读者群。我很少看电视，我有个毛病特别不好，只要开始看了，不管多烂，都要把它看完，一边看一边恨得我呀……，有推荐就好多了。网上有推荐？我是想着要学着利用网络，找几个好的网站。网上还有陈嘉映小组？那可要找去看看，怎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