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读三本传记，《熊庆来》（张维著，金城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6.00元），《问学谏往录》，《国文通才王力》（王缉国、张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6.00元）。熊庆来、萧公权、王力都出
他们三位出生之时，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文明以船坚炮利的方式撞开清朝封闭的国门。西风浩荡，礼乐崩溃，清末出生的那一代人，注定生活在西学和中学的激荡之中。正像蒋梦麟在《西潮》中所写的那样，他们自觉地调整人生航向，以期适应西文文化的主流。他们或信仰科学救国，或信奉教育救国，正如熊庆来所说：“没有科学，谁也不能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国家。”
三本书对照阅读，发现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他们的婚姻，耐人寻味。熊庆来和萧公权都是旧式婚姻。王力也是家庭的包办婚姻，后协议离婚，经清华大学同事介绍，找到理想的伴侣。萧公权认为：婚姻是否美满并不全由“自主”或“包办”决定，因此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伍廷芳曾嘲笑中国传统婚姻的人士：中国人结婚是爱情的发端，西方人结婚是爱情的终止。
三本书陆续读下来，产生一个疑问，早年的大学为何诞生了那么多学术大师？早年的教育机制有没有今天我们可取之处？不妨看看书中的一些细节，或许在细微处找到答案。
1926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在全国招收32名研究生。王力决定报名应考。招生简章上规定报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大学毕业生；二、曾在中学任教五年的教员；三、从名师研究有心得者。王力前面两条均不符合。只有第三条还有点活动的余地。他在国民大学读书时，章太炎任校长，他以从名师章太炎研究去报名。一个只有高小学历的人，结果考取了研究生。如果在今天，王力是否会被挡在大学门外？
1931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算学系办公室读到《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问同事作者“华罗庚”是什么人，在哪所大学执教。恰好系里的教员唐培和华罗庚是同乡，告诉熊庆来，华罗庚是金坛中学的会计。熊庆来感到非常惊奇，写信给华罗庚让他到清华来。21岁的华罗庚，没有学历，身体残疾，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在熊庆来和杨武之的争取下，华罗庚由清华职员被破格改聘为助教，后又聘为教授。华罗庚3次打破了清华的传统制度。如果放在现在的大学，华罗庚这样的人才能否脱颖而出？
即使有这样培养人才的案例，萧公权对当时的教育状况仍感到忧虑：“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许多年过去了，总觉得萧公权这话，一针见血指出了当今高校的弊端。
读其人，有时慨叹造化弄人，其实是时势造人。时势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信念。那一代人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都将学术与科学视作生命要义，其他似乎可以忽略不计。读传记，也是“问学”的一种方式，借鉴那一代人的思想，发掘他们留下的精神资源，是为“谏往”。问学，谏往，喻今，这就是推荐这三本书的本义。
《问学谏往录》，萧公权著，黄山书社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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