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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文献打开宗教互通之窗

2008-04-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段学俭 我有话说

宗教也有性格。

比如基督教,颇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传教”。五百年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先是西方的、后是本土的教士们,千方百计,把“福音”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佛教的传播,关键

则是“取经”。两千年间,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千年,官方派遣的、僧人自发的“西天取经”,是佛教东传最重要的途径。时至今日,佛教已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伊斯兰教,我们在汉语中似乎找不出一个相应的专门词语。实际上,伊斯兰教远在唐初即进入中国,但直到明末才有阐述教义的汉语著述。伊斯兰教的教义主要在穆斯林社区内流传,对汉族的信仰影响不大。这一点,与佛教和基督宗教相比,差异极为明显。也许可以说,中国的伊斯兰教是内向的。

汉语文献的出现,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这些文献的本意,只是为了方便以汉语为共同语的回族穆斯林更好地理解教义,但它们还是为这个“内向的”宗教,面向教外人打开了一扇窗子。文献是无声的言说,中国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或文明对话因而成为可能。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汇编了明末清初至民国中叶三百年间的伊斯兰文献52种。这些久已湮没在历史陈迹中的思索和信仰,再一次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突然领悟到,中国近三百多年思想史上,还有这么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

这52种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阐述伊斯兰教哲学、历史的著作或译作,如王岱舆的《希真正答》、刘智的《真境昭微》和蓝煦的《天方正学》等享誉已久的名著;二是《古兰经》、穆罕默德圣训等伊斯兰典籍的节译本,如《汉字赫厅》、《至圣宝训》等;三是传播伊斯兰教教义的通俗读物,如《穆民须知》、《清真劝教歌》等;四是回民学校教育的课本和双语工具书,如《回文读本》、《中阿要语合璧》等;五是民国时期出版的报刊,如《醒回篇摘要》、《明德报》等。此外,还附录了两种伊斯兰教与天主教论辩的小册子。

从时间上看,明代1种,清代约15种,其余为民国时期的作品;从地域上看,涵盖了北京、天津、山西、河南、江苏、上海、湖南、四川、云南、广东以及南洋等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流派的不同要求,在这里都有鲜明的体现。

这套丛书中清末到民国中叶的文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30年,是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个高潮。欧风美雨,潮奔而来,出于“保教保族”的应激反应,一批批先知先觉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设学校、创社团、办报刊、派遣留学生,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既在穆斯林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变化,也在汉族知识分子中影响广远。应该指出,清末民初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佛教这场各自的宗教文化革新,都比“新文化运动”早,对普通大众的影响也相当深广,它们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遗憾的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似乎对此注意不够。希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形。

从书中所收的第一种文献是王岱舆的《希真正答》,最后一种是王静斋翻译的《回耶雄辩录》。前者是伊斯兰教学者与佛教、道教学者等的问答,后者则是伊斯兰教学者与天主教学者的辩论。这在编者,是遵循编辑体例而不得不然,可对读者来说,却极富象征意义。中国的伊斯兰教,正是在以伊斯兰教教义为根本,以儒家学说为背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宗教信仰冲突而引发的大规模战争,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奇迹。要想持续这一奇迹,文明间的对话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出版,就不仅仅是文献的整理而已,它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理解自身、对于其他文明和宗教理解中国伊斯兰教,都有极大的效益。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精装六册),王建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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