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结婚日纪念照
19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起草和改写他的大作《战争与和平》上，他参谒波罗季诺战场，从自己家为小说寻找原形。托
托尔斯泰在1866年完成初稿，随后又再度拿回修改。苏联学者叶维林娜・扎伊金施努尔花了近50年的时间，靠认真比对托氏的笔迹和文稿中的注释，把这部散乱的初稿拼接成了一部《战争与和平》“史前版”。2000年，俄罗斯扎哈洛夫出版社正式推出新本《战争与和平》，以“第一版本”为题大做文章，称其“少了一些战争，多了一些和平，没有哲学性的离题段落。”布罗姆菲尔德的译本承袭俄国版的推展模式，在标题下附注“原版”字样，还建议读者与完整版相互比对阅读，以窥见这位追求完美的艺术家创作实验室的“内在工作机理”。托尔斯泰无法想象自己的草稿会被穿缀成另一本书，当然也不会喜欢有人翻出他的家庭生活照，再一次涂写他的个人生活史。
1887年，托尔斯泰的妻子，年届四十的索菲娅开始接触一种新艺术：摄影。她经常戴着围裙在他们家雅斯纳亚・波良纳跑来跑去，为了冲洗胶片让化学试剂弄得指甲发黑。托尔斯泰厌恶照相，但每逢夫妻结婚纪念日，索菲娅总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劝说名作家丈夫跟她拍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喜欢上照相不能说是索菲娅一时兴起，因为当时两人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索菲娅需要吸引丈夫的注意，同时要忍受更多的东西。在这些纪念照里，两人的肢体语言比任何图解更能说明问题：索菲娅的笑容紧张，朝丈夫依靠着，搂着他的胳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僵硬地站在那儿，脸朝着照相机，而不是妻子，表情生硬，两手插在他的农夫长褂的腰带里。
索菲娅18岁时嫁给已经34岁的托尔斯泰，一向被史学家们称作嫉妒、常常歇斯底里发作的妻子。48年的婚姻中，托氏夫妇用爱和恨相互折磨，但至今我们只听到了一种声音，就是作家和支持者们的一面之辞。如果有机会，不妨听听别人怎么说。美国《国家地理出版社》摄影出版部主任利娅・本大卫-瓦尔刚写了本新书《无词歌，索菲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摄影和日记》（Song Without Words，by Leah Bendavid-Val），就完全站在了“长期忍气吞声的妻子”一边。利娅听一位同事说起，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存有索菲娅当年拍摄的照片，便想办法取得了许可，结果发现的照片资料数量惊人，“这些照片竟然一直未被整理，实在令人尴尬。”照片展示了文豪的传奇婚姻和个人生活，以及革命前俄罗斯庄园风物的全新景观。
索菲娅年轻时就接触过摄影，但多年后才全心爱上这门艺术，留下的照片有一千余张。她取材精致，技巧娴熟，拍摄的对象有自己本人，有家人和庄园内外的农民。大多数的照片取景稍远，人物融于环境主题：有她本人在丈夫的画像下面的半冥想半茫然的肖像照，也有托尔斯泰在网球场上拿着拍子以及孙女在一圈俯首的洋娃娃中祈祷的照片。利娅的书分作“自画像”、“家庭”、“庄园生活”等章节，使之不再是一桩不幸婚姻的单调传记。本书文图相济，撷取了托氏夫妇日记段落，看看在妻子寡淡笑容和丈夫一贯的愁眉苦脸后面潜藏着什么。
托尔斯泰夫妇并非因爱情而结合，宗教、社会观念和性问题上的分歧更让二人失望，两心向远。他们把对对方的怨诉写入日记，还互相交换阅读。自1863到1888年，索菲娅先后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只有八个活到了成年。索菲娅不堪忍受怀孕和养育婴儿的痛苦，曾劝说丈夫采取措施避孕，但被托尔斯泰拒绝。无奈之下，索菲娅还尝试过给第12次怀孕做流产。不过，一旦孩子降生，她仍然倾尽母爱。当年，六岁的瓦涅其卡死于猩红热，她拍了一张俯在祭龛上的照片，哀婉之情令人动容。
索菲娅爱惜夫才，为之倾心付出自己。当她受到不公正对待后，便开始反戈一击。1882年，托尔斯泰打算放弃著作权，那时候，他已经把拥有财产看成不道德。夫妇为此争吵了十年，直到丈夫同意妻子拥有《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那》两部书的权力。索菲娅写道：“我所不能忍受的不公平，就是那种观念，认为一个人应该以博爱的名义而断绝个人生活。”丈夫愈发将视线投向雅斯纳亚・波良纳之外的世界，索菲娅也一样寻找自己的生活亮点。1880年代中期，她有了一段“柏拉图式”的恋情，对方是钢琴家谢尔盖・塔涅耶夫。妻子的特殊友谊让托尔斯泰十分痛苦，但索菲娅不打算终止这份感情。索菲娅拍的一张照片中，身形健硕的塔涅耶夫沉着端庄，眼神略带羞赧，全然不是浪荡之徒的模样。
“一个家庭要想采取什么行动，夫妇之间要么完全破裂，要么完全爱意相投。当夫妇关系不确定，既非前者，亦非后者，那就采取不了任何行动了。”《安娜・卡列尼娜》临近结尾处的这句论断，看来不逊于那句著名的开篇语，非自切身体验而不得。在1910年9月拍下的一张照片后面，索菲娅写下：“最后一次婚姻纪念日，抓不住他了！”一个月以后，托尔斯泰终于决定采取行动，离家出走，他是否自责自己行动得太晚？虚弱的身体没能让他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丈夫的死让索菲娅倍感愧疚，但她也同时告别了歇斯底里症，外面已开始了另一次战争，另一次革命，而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却相对平静，她在庄园安静地活过了最后九年。
无论是身为作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还是一个结婚男人，托尔斯泰的一生都称得上“战争多于和平”。他晚年希图前往一块宁静之地，死后葬在那儿，没有讣告也没有花圈。但这一点他无法做到，须知当时他出走的消息已经成了全国轰动的新闻。亲属随从把他的遗体运回家，把他葬在离他房舍不远的一条小径边，不竖墓碑也没有墓志铭，这已是对他的遗愿的最大遵从和让步。对托翁生前身后的任何解读都会获得原谅，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辩说：大师的生活本不属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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