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我，我叫桑德拉・迪伊，
有的是处女童贞。
不会在正式结婚前就跟人上床――
我不会，因为我是桑德拉・迪伊。”
这是在美国音乐剧《油腻》（
该书作者指出：“童贞――其失去、保留及其浪费，一直以来都会激发出相互矛盾的反应。在西方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童贞之身都被看做是未婚男女的模范状态，尤其是对女性来说。”但该书并不去追踪这种观念的演变过程，即“对我们的女性先辈们如此重要的处女身，是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再被看中的”这种落入俗套的分析与探讨，并非是作者感兴趣的，相反，她最关注的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是如何重新回到视童贞为值得拥有这个老路上来的。她举了在西方日益普遍的处女膜修补术的例子，然后提出了以下问题：“这种修复妇女身体童贞的外科手术是让女性获得了权力还是有辱其人格？”她接着说：“一些西方的外科医师和诊所可能视之为一种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消费者的选择，但其值得拥有的心态，归根结底是因为西方文化恰如其他文化那样至今仍然对童贞与年轻盲目崇拜。”作者的上述说法表明她的观点决不代表着美国基督教的保守思想，反而让我们觉得颇有女性主义的倾向。当然，美国基督教保守派在童贞问题上也并非人人观点一致。基督教表演艺术家莉萨・布尔腾曾经塑造了“粉色修女”形象，这位修女整天在芝加哥街头走动，给行人发放上面写有“锁上你的小龙头”与“你不是台投币自动售货机”字样的手工艺品。结果这遭致了一些基督徒的抨击，认为用如此直白的幽默文字去宣扬贞操让人无法接受。作者说《作为文化史的处子》的读者对象是年轻人，他们在一种浸透着性的文化中成长起来，并不知晓自己还可以选择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在她看来，不管是作为研究者的她还是社会上的年青人，面临的最大敌人都是商业利益，因为它宣扬童贞状态令人难堪并否认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可行性。
如果说在性爱问题上绝大部分西方人都同意尊重个人选择权，或者说大体能做到尊重隐私不强求非要闯进他人卧室的话，那么他们在堕胎问题上的意见则分化厉害，而且往往固持己见，绝少宽容，甚至有时还会因此酿成流血冲突。美国最近出版的一位专业从事堕胎的医生的回忆录《共同的秘密：作为堕胎医生的历程》（This Common Secret. My Journey as an Abortion Doctor, by Susan wicklund with Alan Kesselheim.268pp.PublicAffairs）讲述的就是在美国干这一行的艰难险阻。
据作者本人回忆，在1991年一月份的一个上午，她来到诊所时化了浓妆，在半英寸长的短发上披戴着卷曲、赤褐色的假发。这种俨然是双重间谍的装扮帮助她穿越过对手的几道“封锁线”而不被认出来，但同时也使她有一种走进罪恶世界的心理阴影。这就是一位堕胎诊所医生的工作状态。在这个80年代末因堕胎争论演化为真枪实弹战场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干这一行不仅要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随时还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
她曾经听祖母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祖母的闺友16岁时怀孕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次乱伦性行为的产物。她就用一个利器试图终止其妊娠，结果是看着她流尽了血死去。作者本人其实在开始医学训练前也有过堕胎的经历。她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那段往事的：“他们没问我任何问题，也没给我任何的忠告，我离开诊所时觉得自己被强暴了一次。”就是这些事例激发了她决心要帮助每一位求助于自己的妇女做出合理同时又真正自主的选择。
作者的女儿为本书写了个跋。她回忆说，每当自己听说又有一位医生因提供堕胎服务而被枪杀时，就会精神崩溃。她把母亲看做是力量的支柱，因为她从不因反堕胎抗议者的报复行为而胆怯。她们生活的整个城市贴满了上有母亲照片的“通缉告示”、成群结队的示威者包围了她工作的诊所，这些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常让母亲哭泣。母亲不得不随身携带着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与陌生人甚至与亲属交谈时都必须小心谨慎，尽量掩瞒自己真实的职业。
在西方国家，不管盛行的是基督教的那个教派――天主教或者新教，往往在堕胎问题上比意识形态或种族问题更能让同一国家的人民针锋相对，甚至同室操戈，因此也往往成为选举的热点议题，政治家必须非常谨慎面对，是所谓“政治正确”的试金石，弄不好这里就会成为他们的滑铁卢。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与嬉皮士运动以来，有条件的堕胎自由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上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至今都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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