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时师从李时岳老师，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洋务运动研究专家，洋务运动，也成为我的关注、研究重点。研究洋务运动，自然离不开曾、左、李及后起之秀张之洞。在大学本科时，我就读了张之洞奏折，在研究生时，又读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奏折。当时，主要还是为了研究洋务运动，所以与此无关者，大都一扫而过。尽管如此，
近些年来，陆续写过一些与李鸿章有关的文章，自然也时不时翻一翻、读一读他的奏稿函牍。在这翻读之间，渐感到其中内容之丰富、可“深挖”之处，还是远超以前所想。
奏折是高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大多又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李鸿章无疑是写折高手，当年曾国藩所上那道朝野震骇的《参翁同书片》，就出自李鸿章之手。对李鸿章写折技巧的深入分析，对当时官场“生态”、当时的政治文化，当有更加深入、生动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上了大量奏折，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这些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
例如，从这些奏函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如何确立了“借师助剿”方针，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李鸿章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调、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简单。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铁路、电报等事业都与李的大力兴办有关，细细深究，可以发现“顽固派”提出的理由是铁路会带来利益，因此“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因为“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而电报也被说成是外国可以而中国不可以，因为铺设电线是惊扰祖先的“不孝”，不孝即不忠，而外国不敬祖宗，所以可以铺设。这种凡事先问“姓”什么，真是其来有自。李鸿章在1891年给海军衙门的“论电灯新式并催造路拨款函”向未引人注意，但短短一函，深究起来却大有深意。原来，慈禧修颐和园也想要西洋最新式的物品享受，进口设备多由李鸿章负责，此函即李向海军衙门汇报为颐和园进口最新式路灯情况。慈禧以反对维新的“保守”著称，但她对自己的生活用品的享受却毫不保守，要用西洋“最新式”产品，可见“保守”者，在自己的享受方面往往并不“保守”。此函还引起我的追问，以慈禧之地位，要修园可动用各种款项，为何独独要用海军军费？仔细追寻，原来修颐和园的“正式名目”是挖昆明湖以训练海军！以练海军为名，慈禧便可享修园之实而不担为己修园之名。这种做法，人们当不陌生罢。而且，此函写于1891年夏，李鸿章为修具有战略意义的连通关内关外的铁路催款，但深谙官场“潜规则”的他只能先详细汇报颐和园的电灯情况，最后才提几句路款之事，足见在朝廷眼中，“修路”远不如为太后“修园”重要。最后，路款还是没有讨到，这条确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不得不在甲午战争之前停工。动用大量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无疑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慈禧以为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就应为所欲为地花钱、就不应受任何限制，殊不知最终受害的其实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王朝。此函虽只五六百字，细细“扫描”，岂非一个王朝的末路缩影？
生前死后，李鸿章一直毁誉不断，对他的评价也趋于两极，足见其超出他人的复杂性。这种超出他人的复杂性，当然也表现在他的奏函中，他的奏函也因此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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