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书比人长寿”

　　赵家璧

中国出版史上重要的出版家，1908年10月27日生于上海松江。从1928

主要译著

著《新传统》，译《今日欧美文学之动向》、《室内旅行记》等。四、五十年代曾翻译《月亮下去了》、《没有祖国的儿子》。1972年退休后，参加上海市政协编辑组，用集体笔名伍协力翻译E.斯诺的《漫长的革命》、《艾奇逊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共计70多万字。1978年后，开始撰写回忆录，著有《编辑生涯忆鲁迅》、《编辑忆旧》、《回顾与展望》、《文坛故旧录》等。

问：20世纪的中国动乱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赵先生在出版工作中一定遇到过不少困难，在您的记忆中，赵先生遇到过哪些困难？他又是如何面对这些困难的呢？

答：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困难时期大概是1941年良友复兴图书公司被日军查封后逃难桂林、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返回上海的日子。良友刚被查封时，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维持家庭生计，当时的董事长袁仰安想用与日军合作的方式恢复良友，并拉拢父亲和良友画报主编张沅恒加入，父亲和张沅恒坚决反对和日军合作，决定离开上海。父亲隐姓埋名乔装打扮成商人的模样，把良友的执照拍成照片，缝在鞋子里带到桂林，在桂林招纳新的股东，继续办良友。后来日军侵入桂林，父亲只好又逃往重庆，在重庆办良友。

从桂林逃到重庆的时候，遇金沙江火车站大火（此火为国军自放），父亲押运的所有良友存书、纸型、纸张都被烧掉了，这几乎是父亲所有的财产，我们全家在马路上摆地摊卖家里的东西以维持生计。这时候，父亲和张沅恒发生了严重分歧，张沅恒决定放弃出版，父亲表示要坚持下去，两个人为此还扭打起来，连衬衫也撕坏了。张沅恒抽出自己的股份离开了父亲，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继续做出版。在重庆，老舍、巴金还有父亲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复旦大学的朋友都非常支持他做出版，茅盾还把自己的散文集《时间的纪录》交由父亲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上海办良友，袁仰安用收买的手段成为良友的大股东，并想继续拉拢父亲一起办良友，父亲坚决不再与他合作，从此离开良友，良友因为失去父亲就此湮没不见。离开良友以后，经好友马国亮介绍，父亲进入《前线日报》，他把报馆的这份工作仅仅当做谋生的手段，自己真正想做的还是出版。这时，老舍取道上海去美国，许诺将资助父亲继续做出版，在老舍的鼓舞下，父亲开始在家里开办晨光出版公司。晨光刚刚创办就得到了老舍和巴金的巨大支持，老舍的两册《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和《第四病室》都交由父亲出版，这四本书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过了两年，晨光逐渐壮大，足以维持家庭生计了，父亲从《前线日报》辞职，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以及专门给他配备的汽车和司机，专心办晨光。

问：从您的回忆中，可以感受到赵先生对出版事业的执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赵先生都一如既往地坚守在出版的岗位上。您觉得赵先生为什么这样执着？

答：父亲一辈子就是为了书，读书、看书、出书，哪个出版社出书，找他聊聊，他都会反复地推敲出版的内容、版式、装帧什么的。他大学一年级就做出版了，自己特别感兴趣，看着印刷机出书、看着书的装帧，心里非常高兴。他觉得如果只是一本书就没多少人知道，而一旦印刷出版就会有很多人阅读，可以充分发挥书的作用。希望更多人读到好书，他这样的想法非常强烈。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书比人长寿”，即使人不在了，书还可以流传于世，继续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

父亲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进入出版界，得到了出版界前辈的大力提携，也得到了很多现代文学名家的支持，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就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他。当时良友公司经理伍连德非常信任他，放手让他去开辟画报之外的文学出版领域。他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鲁迅、茅盾、郁达夫、阿英、郑振铎、郑伯奇等等，这些当时的文化名人都给了他巨大的帮助。父亲30岁不到就迎来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高峰，他也从此与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出版对于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岗位，不仅仅是一项职业，我觉得父亲是把出版当做终生事业去做的。

父亲的确非常执着，这是他取得成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每到危难的时候，身边的前辈、朋友、同学对他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舞，父亲一个人也很难坚持下去。

问：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人士，赵先生一生中曾经与他们都有过深入的交往，比如多次应邀参加编辑工作的鲁迅、赵先生的同事郑伯奇、资助赵先生创办晨光出版公司的老舍等等。您能谈谈赵先生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吗？

答：每个作家的性格、世界观、文学道路都不同，但是父亲和他们相处得都非常好。他和鲁迅先生很好，和徐志摩、施蛰存也很好。他就是喜欢文学，只要是好的作品他都喜欢。不过，卖国贼和汉奸，他是深恶痛绝的。另外，他比较排斥新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和张恨水就没怎么来往。虽然这些作品销路很好，但是他不喜欢这种通俗文学，他喜欢高雅一点、严肃一点的文学。

我家原来住在溧阳路，文革时父亲被安排到山阴路大陆新村这里来了，文革以后，上海政协在美祺大戏院附近造了房子，政协说给他分一套房子，他不肯要。他说他要住在这里，到死也要住在这里，他要住得靠鲁迅先生近一点，后来我只好搬过来照顾他。他经常去鲁迅纪念馆，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熟，他们也经常到我家来。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来到家里拜访父亲，因为那个时候见过鲁迅的人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父亲热情地招待他们，和他们一起回顾自己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鲁迅也是一个出版家，木刻、编书、校对都非常精通，从写作到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认真过问。在父亲的眼里，鲁迅既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爱好编辑出版的前辈，他在求教的过程中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鲁迅很爱护父亲，有些风险大的东西，鲁迅不建议他出版，比如鲁迅起先建议他调查上海老式连环画的出版情况，他去了两次，遇到很多困难，鲁迅听后，对他说：“不要再去了。你再去的话，可能把你痛打一顿。”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鲁迅起初同意编其中的《小说二集》，后来担心自己的文章会给良友和父亲带来影响一度想退出，这其实也是对父亲的爱护。良友出版进步书籍，国民党派特务砸坏良友的玻璃大门，鲁迅先生还写文章痛斥国民党的卑劣行径，支持父亲继续做好出版事业。

30年代，在良友工作的时候，坐在父亲对面办公的是郑伯奇，两人经常在一起商量事情。父亲编《一角丛书》的时候，先出了几种比较艺术化的书，但是销路不好，郑伯奇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他经常写一些政论之类的文章，比较受欢迎，在他的影响下，父亲约请胡愈之等人写时评，编辑成小册子出版发行，这才打开销路。父亲还通过郑伯奇结交了很多左翼作家，鲁迅、张天翼、周扬等人都是通过郑伯奇认识的。正是在郑伯奇的影响下，父亲自觉将自己喜欢的编辑出版工作与社会形势、时局环境联系起来，出版了大量描写救亡图存、民族自强的文学丛书。而父亲自己爱国抗日的心情也是非常强烈的，《一角丛书》中有一本是介绍斯大林的，就是他翻译的。

70年代，出版社编鲁迅全集注释的时候请父亲提意见，有一篇的注释中有“像郑伯奇之流”的语句，把郑伯奇划到第三类人中去了，父亲马上给郑伯奇写信，将这个情况告诉他，希望他站出来澄清。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郑伯奇很害怕，说算了，父亲说不行，又写信去，说一定要澄清，否则对子女都有影响。后来父亲亲自写信给出版社，把郑伯奇的事情说清楚，出版社也听取了他的意见。

除了鲁迅和郑伯奇，父亲和茅盾、老舍、巴金的关系也很好。父亲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会去找茅盾，茅盾总会想出一些好主意，对他的出版工作也积极配合，父亲曾经想出版一套抗战八年时期的文学作品，茅盾很快就编出了一个目录。父亲和老舍的关系也不错，老舍生前曾经资助过他，还将《四世同堂》交由他出版，老舍去世后，我每次陪父亲去北京，他都要去看看老舍的家属，还非常关心老舍纪念馆的修建。巴金一直很支持父亲的工作，父亲刚刚创办晨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寒夜》、《第四病室》交给父亲出版，解放后巴金走访苏联、波兰，回来后送给父亲一条丝巾和一些小摆件。

与父亲私交很好的是施蛰存，他们是松江同乡，嗜好也差不多，经常在一起喝喝咖啡、抽抽板烟什么的，两个人在一起会聊上整整一下午。父亲给施先生出过《李师师》等一些作品，后来施先生研究古代的碑帖，父亲则不大感兴趣了。施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去看他，他把自己的烟斗、香烟和烟丝都给我，让我带给父亲，说自己生病了不能再抽烟。父亲与赵清阁、陆小曼、谢冰莹这些女作家的交情也不错，他给她们出版了一本由赵清阁主编的《无题集》，是这些女作家作品的合集。徐志摩去世后，父亲与陆小曼商议出版《徐志摩全集》，还经常带着我们去看望她。

问：赵先生一生编辑出版过大量文学丛书，比如《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晨光文学丛书》、《徐志摩全集》等等。您觉得赵先生为什么会选择文学丛书这样一种出版形式？他最喜欢的丛书是哪一套？

答：父亲在松江念小学时就爱好文学，有一本书叫做《爱丽丝梦游奇境》，他非常喜欢。读大学的时候，又遇到徐志摩，徐志摩是他的老师，搞创作做研究都很好，尤其是外国文学，对他影响很深。那时候徐志摩经常带他去逛外文书店，看着一套套装帧精美的丛书，他觉得非常漂亮，心里很高兴。

他喜欢出丛书，可能是受到外国出版的影响，一角丛书学的是美国的蓝皮丛书，良友文学丛书学的是美国现代丛书，新文学大系中的“大系”一词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他做出版时，总是先构想出一套套丛书的概念，然后根据书稿的内容和风格编进不同门类的丛书。在所有丛书中，他最喜欢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在他的《编辑忆旧》中有详细的记载。

问：在《编辑忆旧》等著作中，赵先生对解放前的编辑出版活动做了详细的回顾，但解放后的工作则涉及不多，您能做一个大致介绍吗？

答：1949年刚解放，父亲还在办晨光，抗美援朝的时候，国内搞捐献，父亲捐献了大量书籍给志愿军战士。1953年公私合营以后，根据组织安排，他被分配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评上了干部级别，负责开辟一个摄影编辑室，出版了大量摄影书籍，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给这些出版的书籍编目。50年代初期，大家都看苏联，父亲出版了大量苏联画库，可以从这些画库里看到苏联老百姓生活的面貌。当时国内没有出过摄影理论书，父亲看到摄影家陈勃、张印泉等人给新华社摄影记者上课的讲义，就让他们整理出来，由他出版发行，在摄影界影响很大。

很多人讲知识分子解放后不愉快，父亲在50年代还是很开心的。那个时候我哥哥在大连工学院，念书不要钱，伙食什么的都是国家供应，我那时候当兵去了，我弟弟在华东师大，三个孩子都出去了，家里没什么负担，父亲的干部级别也不低，工资蛮高的。以前在晨光的时候，只有自己手头这点钱，势单力薄，许多设想和计划没法实现，还要在外面到处跑，风险压力都很大，到人美后他提出一个又一个编辑计划和设想，在领导的支持和室内同志们的协助下都得到了实现，所以他非常高兴。

1959年，父亲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后，任外文编辑室主任，天天就是看看翻译的稿子，没有机会做什么编辑出版工作了。1974年退休后，他在上海政协编译所做翻译，到1978年一共翻译了70万字的作品，比如《漫长的革命》、《赫鲁晓夫回忆录》等等。50年代《人民日报》请他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他以“编辑忆旧”的题目写了几篇文章，1978年后他继续写这一类的文章，他写得非常认真，每一件事情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才动笔，写完后结成集子，这就是80年代出版的《编辑忆旧》。

问：今年是赵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赵先生的女儿，您能对父亲的一生作出一个评价吗？出版界也将会举行一些纪念活动来缅怀赵先生，您能代表父亲针对当代出版现状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答：以前一直不怎么注意父亲的编辑事业，一直到我退休了，60多岁了，才觉得父亲这辈子是值得回忆的。这些年我反反复复地看父亲写过的这几本书，看了以后我觉得父亲确实是把编辑出版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书，对于他经常提到的那句“书比人长寿”，我们是非常在意的。他总是说，我就是走了，这些书还是会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我觉得父亲这辈子的道路是很有光彩的。父亲过世之后，全部存款只有两万多块钱，他留下来的就是书，他把这些书都捐给了鲁迅纪念馆。这些精神财富不是属于我们哪一个子女，而是属于全社会。我现在也在写一点东西，算是向父亲学习吧。

父亲编的书大都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这么多年过去，再去看看这些书，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也问过父亲，为什么他的书可以做成经典，他说大概是因为自己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大群非常优秀的作者，是他们保证了书籍的质量，另外他觉得当时的时代风气很昂扬，文化气氛很浓。父亲和作家们的关系都很融洽，编辑书稿的时候力求做到有根有据，需要修改的地方总是事先与作者商量，充分尊重作者的意见，稿费通常采取预付的方式，稿酬也比较丰厚。

现在出版的速度和数量虽然都远远超过从前，但是基本上都以市场为导向，太功利，重复的现象很多，都争着去出一些时髦的东西。父亲那本《编辑忆旧》早就签好了再版，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出。出书不能不赚钱，但是父亲觉得不能只是为了赚钱，当年上海文艺的《故事会》赚了很多，他认为应该拿出一部分去出版一些文化价值更高的书，他当时有一个主张，叫做“以书养书”。

现在有些出版社用了作者的文章，事前不告知事后也不说明，比如我父亲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就被河北教育出版社拿去用了，编在《回望鲁迅》系列丛书中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他们没有打任何招呼，我写了一封信过去，对方也一直没有回音。前几年我写的文章人家还寄给我看看，现在寄出去的东西发表以后删改得很厉害，也不征询作者的意见。读者读到这样的文章后，如果觉得有问题只会找作者，而不会去找编辑。所以现在我很害怕遇到这样的事情。

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对现在的编辑出版寄予厚望，希望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编辑出版的质量、内容以及规范性都应该比他那个时代更好。我想我的愿望和父亲也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