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批评实践，显然有学院与社会之别。学院派忠实逻辑，辩析历史真伪，执著于学术体系和理论架构的建立，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必然选择。与学院派相对立的则是亲历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的自由书法人，对书法、书法历史、书法现状、书法价值等等的分析与思考。显然，《平闲堂书论》属于后者。
我是慢慢读完这本书的。裹挟着古今庞杂的思想散墨，浓缩着一个文化人的理性信息，自然要求读者有耐心、有准备地进行文本细读。因此，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作者在书法领域已不能解释书法现象、而不得不到文化领域―一个更宽泛、更开放的地方观察，阐述。从而实现对旧有理论立场与理论预设的突破。
斯舜威的作家身份，影响了他的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批评的开展。首先，他敢于面对世俗游戏，坚定不移地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立场，持有社会批判的文化精神。
书法，技术大于思辩。古代书论习惯更多地在技法墨法上寻找真伪，漠视了书法的社会心理与人文价值，所谓书法思想，也仅是道德说教而已。斯舜威不想辩析古代书论的高低，也不想服务于书法创作，他试图以自身的书法批评成为一种有独立意义的表意实践。于是，我们看到的斯舜威的“批评”，绝不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的恶性结合。
现代文化对斯舜威“批评”的介入，使他的思考方式中包含了颠覆性的力量，这就要求他义不容辞地去揭示、拆解历史与当代书法游戏的秘密。他以现代思想作为批判的利器，又借助古代笔记的文体形式，有理有据、轻松自如地切入当代书法问题和当代文化问题。
如果说古代书法是当时社会精英的文化垄断，那么，现代中国的书法一定是世俗化和大众化的。作为大众化的书法，在权力的游戏中，某些专制性的特征开始清晰地暴露出来。斯舜威没有遵循大众文化专制性的游戏规则，而是依据自己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说出一个真实的世界。斯舜威难能可贵。在利益集团日趋分割市场的前提下，公共知识分子是否有勇气厘清主流社会与权力机制的关系，还是缄默失语，自我放逐，进入本不存在的桃花源，一定关乎于人的操守与道德。
一味强调书法的特殊性是危险的，书法毫不留情地以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它丑恶的一面，有可能误导人们对中国精神的认知与理解。我当然着迷于精英的书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精英书法的深邃和高雅文化的霸道，就忽略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诸多的裂痕与锈迹，让我们清醒地思考，对未来当然有好处。
斯舜威毕竟是作家，也可以这样说，在他的身上，已经实现了作家学者化的向往。不管是对古与今“书法社会”或“社会书法”浓与淡的评析，还是以炽热的情感，观照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斯舜威做到了一名读书人的有礼有节。他可以不宽容“书法社会”与“社会书法”的种种陋习，但他也不隐瞒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痴情。
静止的书法，对于斯舜威来讲，就是头上的蓝天，脚下的大地。对书法的社会批判，缘起于对书法的敬重与热爱。正是因为这份难得的真诚，他才不允许心怀叵测之徒损坏和侮辱书法。随园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为此，斯舜威强调：“我则以为，凡艺术家，都需有赤子之心，无此则不足以名家。赤子者，无功利之心，未经红尘污染者也。倘书家一味靠铜钱润笔，则离赤子之境远矣。”
书中的《兰亭真伪谁识得？》陈述了兰亭论辩前后，中国政坛高层的神秘心理，尤对章士钊先生的高风亮节赞许有加。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称颂。《六一风神》表面在说欧阳修对书法艺术的贡献，其实是在分析欧阳修“旗帜鲜明，刚直不阿”的性格成因―
“我对欧阳修的好感，归根到底来自他的性格魅力。他是一位有趣味的文人，因而虽然‘饮少辄醉’，却写得出千古美文《醉翁亭记》；他是一位重感情的人，当1044年苏舜钦遭诬陷被除名时，他奋笔写下：‘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虽然片言只语，激愤之情、无可奈何之情却跃然纸上，让人为之动容。”
对坚持社会批判的书法评论家来讲，书法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书法是极其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愈演愈烈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妥协，已造成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斯舜威的思考焦点是，市俗化、江湖化了的我们对“人格”二字越来越陌生了，沽名钓誉似乎成为我们的伟大理想，因此，与高官、名流、富豪的合影，便成为书界一些人士的刻意追求;把书法组织职位大小的获得当成了自己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同时，对年轻的平民作者表现出来的不屑，甚至是凌辱、欺诈，当成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凡此种种，无不彰显着当代书法家人格的低下和道德的沦丧。其实，中国的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史，我们对颜真卿、傅山的推崇，对秦桧、蔡京的蔑视，清楚证明了社会要求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人生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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