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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纳河畔的文学景观》，吴岳添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
浏览全书，细细品来，内容几乎皆是闲来之笔。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作者开篇即谈“心不在焉的拉封丹”。谁能想到，当时这个被人斥责为“靠人施舍的可怜虫”，日后却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寓言大师；更有趣的是，他竟为自己写了三句自嘲的墓志铭：
让去了，像他来时一样，,连本带利全都吃个精光，,金银财宝从不放在心上。
“可怜虫”竟有这般超然脱俗之心，难怪日后能成就他童趣盎然的寓言王国。以随意之笔描绘随意之性，个性鲜活的拉封丹便跃然纸上，可见作者颇懂几分中国文人作画之诀窍。正如王维在《山水诀》所言：“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故书中所提及的作家，如凡尔纳吃官司、纪德的多变、萨特与加缪的恩怨等等，虽似茶余饭后的闲聊，只是寥寥几笔的勾勒，却使人于作品之外看到了作家也有常人的性格。侦探小说大师西默农，创作起来竟如此轻松：吹着口哨，像弹钢琴一样敲打键盘，音乐科班出身的昆德拉则正好相反，似乎沉醉于思辨而忘记了旋律的优美。“画人”如此，“写景”的功夫亦然。两千年的法语历史，竟巧妙地演变成英法互争“大语种”地位的“微缩景观”；枯燥的语法书在法兰西院士笔下变幻成“神奇的童话世界”；对“波希米亚”词义的解读，既疏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渊源，又解读了其艺术的丰富内涵，同时揭开了作者独特的心理世界。如此种种，表明本书的“简洁”笔法确有几分功底。
然而，“水墨为上”不仅是一种技巧或风格，而且是中国画艺术审美本质之所在，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创作心态。王冕对此曾有过精妙的概括，即“凡欲作画，须寄心物外，意在笔先，正所谓有诸内必形于外也。”通览全书，相对于“形外”之“简洁”来说，似乎更有感于“诸内”的丰富。
其一为“雅”，这亦可看成中国文人生活的特色。《景观》中的法国文人似乎有所不同：拉封丹衣冠不整、丢三拉四、常闹笑话，但这仅为素墨点染，落笔却在他的读书痴迷、做事专注、童心未泯；又如谈纪德的同性恋、杜拉斯情感生活、萨特与波伏娃的“另类”爱情，却并非以窥其隐私来诱人眼球，而是以“俗”昭“雅”―――突出了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著成就。除了这类以雅反俗，以俗写雅的“雅兴”之外，书中还有另一种“雅怀”。如写夏尔・朱利叶埋头写作，却宁愿靠当教师的妻子维持生计而拒绝发表作品，其意竟在拒绝金钱对艺术的污染；巴赞早年在作品中控诉他的家庭，身为人父之后却把孩子视为创作的灵感源泉；法朗士临终之际吐出的最后一个词是“妈妈”；雅克・波莱尔精心照顾瘫痪母亲18年，并在母亲的病床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等等。诸如此类，不外乎是文人的生计、家庭和母亲等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景观》将这类琐事归于“轶事”，其中却并无通常“轶事”的闲情，着意渲染的倒是法国文人的人之性、人之父、人之子的真情和至爱，故“俗事”之中方见出其“情怀”之不俗。
这种“情怀”虽弥足珍贵，也还限于文人的生活圈。而在《穷孩子有书看了》、《藏书癖患者的症状》等其他“写生”中，《景观》已将“小俗”扩展到民生百态之“大俗”。在现实社会“大俗”的面面观之中，作者感悟到法兰西民族的平凡生活中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为穷孩子创造阅读条件的社会文化大景观：“献一本书，献一颗爱心”；而撇开对那些藏书癖者的病态剖析，亦可反观法国民众的读书热情，令人如临其境：在美丽的塞纳河畔，竟露天排列一个个书摊，这种景观恐怕惟巴黎独有！其它如饮酒与写作、法国人爱赌等貌似“揭短”，实则展示了法国不同层面的文化。正如明代张丑指责《清明上河图》一样，“所画皆舟车城廓桥梁市尘之景，亦宋之寻常品，无高古气也。”殊不知，人世的“情怀”正在那市尘俗景之中。
其二为“拙”。在中国文人画家看来，“拙”即生拙、古拙，犹如原始艺术，其魅力“就在于生命真实和形式粗率合而为一。”其实对于这种“拙”在对经典作家的勾勒中已有所见，但真正使人领会到“拙”之魅力的则是在“趣闻杂谈”篇中，如《饮酒与写作》历数世界文人的豪饮，所及作家近二十余人，虽是粗略勾勒、一笔带过，却让人过目不忘：波德莱尔的名言“要么是美酒和诗歌，要么是道德”，魏尔兰的格言则是“我饮酒为的是醉而不是喝”，皆惊世骇俗，不同凡响。在《写作才华能否遗传》中，三言两语道出了凡尔纳后辈的平庸无能、大仲马父子彼此辉映等文坛名家后辈所为，同时直截了当地摆出了作者的观点。
这种“拙”也表现为惜墨如金。《景观》各篇本可以写得洋洋洒洒，但几乎都是素面朝天。如谈人体艺术的今昔，并不谈及这个世界艺术之都的种种辉煌；关于出神入化的文字艺术，也没有对象征主义的文学技巧纵横捭阖，而是只谈佩雷克的文字试验。如此种种，恰似中国文人画中的“弃巧媚而生拙”，正如宋人黄庭坚所说：“儿书要拙多余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
出版者赞誉《蓝色丛书》的学者们“常年浸淫在外国文学和文化中”，“他们笔下挥洒的既是对外国文化的一种私人诠释又是优游放浪的诗性释放”，我倒以为本土文化对他们的熏陶亦是极重要的。正是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功底，《景观》所表现的才不仅是一种风格，而且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艺术的审美本质。可以说，大部分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文人，尽管喝过多年的“洋墨水”，恐怕也脱离不了“东方美学的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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