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清明节刚过，拿起近几周的若干英美书评期刊，居然发现颇有些以“Dead”、“Death”（死亡）等字命名的著作在西方出版。说到死，我们不免想起古今名人的一些话语。例如，孔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陶渊明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莎剧《汉姆莱特》中的“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死，就是睡眠
《生活意味着有一天你将死去》（The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One Day You’ll be Dead, by David Shields. Alfred A.Knopf.225 pp.）讲述的是一位生命力“疯狂般旺盛的”父亲、其备受煎熬的儿子及其对死亡非同寻常的冥想。作者今年51岁，其父已年届97,儿子称其为“可诅咒地、发了疯似地活着，同时又不无趣味性”、“我似乎具备一种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般的冲动欲将他埋葬于大量的死亡档案之下”。同时，又道出了关于父亲的各种矛盾及自己的心理：“他很强壮又很虚弱，我爱他又恨他，我想要他永远地活下去，又希望他明天就死去。”一个儿子对待寿星老父竟有如此态度，不禁会让至少我们这些习惯于孝顺敬老的中国人一惊。
作者说，父亲是部活着的机器。在父亲9岁时，一位朋友把他从电气化的铁轨上救了出来；后来又从自己的轿车与垃圾卡车的严重碰撞事故中死里逃生；86岁时突发心脏病又活了下来；92岁时因躁狂抑郁症接受电击疗法时心脏停止了跳动。67岁购买了年金保险，在76岁时底金耗尽，迄今他已让精算师失算了21年，保险公司显然还要继续赔本。然而，在作者历数父亲“大难不死”时，对其“必有后福”并不抱欣赏的态度。相反，在他看来，父亲的老活不死，似乎还是个难办的问题。其中逻辑也相当有趣：“直至父亲死去，儿子才能够直面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作者居高临下，眼睁睁要盯着父亲的死，否则就会影响到自己对死亡这一人生大问题的进一步思索。这在我们看来，就像传统中国社会里老大解决了婚姻大事才能考虑老二那样地荒谬。
儿子的“煎熬”原来发端于“自叹弗如”后对父亲的嫉妒！在作者的梦中，父子俩常在搏斗，而父亲总是胜利者一方。父亲六十好几时，还能在扳手力时击败儿子；到了七十，还会夸耀自己令人惊叹的性能力。若以这些为衡量标准，作者承认父亲天生要强过自己许多。诚然，作者在嫉妒父亲的“生命冲动”。他说：“我曾经感觉到活着的本能快乐，而今我仅仅偶然能感觉到那种快乐了，这就是人生。我51岁就有此感觉；我想父亲直到95岁才开始有同样感觉的吧。儿子希望父亲能“描写衰弱，描写自己的衰弱”，但父亲并不如他所愿。他仍然强壮，而儿子已衰弱下去了。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生活，要么描写生活。”看来父亲的选择是活够人生，而儿子当了作家，选择的是后者，于是必须为此付出身体的代价。当然，在儿子看来，父亲也不无遗憾。他一辈子曾干过至少50种工作，但无一能让他实现梦想――成为《纽约时报》的体育专栏作家。相比之下，现已出版九部作品的这位儿子终于在职场上占了上风。
作者也坦陈“父亲显然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动作已明显慢了下来，90岁时“设备”也终于力不从心，不再打高尔夫与慢跑，有时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由此他也想到了自己的状况：“我的爸爸不久即将故去；有一天我也会死。我仍然觉得这两个事实让人无法接受。”
其实该书并未有太多的“哲思冥想”，与之相反，展示多于归纳，细节描写多于形而上的感受。恰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表白的那样：这是“一本关于我的身体的自传、关于我父亲身体的传记、关于我们身体的一幅共同的解剖图――尤其是关于我的父亲的，他的身体，他的不屈不挠的身体”。因此，有评论者称该书可归入最近时髦的“自然史”一类，也许可称之为“死亡自然史”吧。
对死亡的思考有时能引申出许多象征或拟人化的表现方式。例如，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喊出了“作者死了”，这个呼声极大地抬高了作品本身及读者接受在文学鉴赏与研究中的地位。而今，又有《批评家之死》（The Death of the Critic, by Ronan Mc Donald. Continuum.160pp.）、《印刷死了：数字时代的书籍》（Printis Dead. Books in our digital age,by Jeff Gomez. Macmillan Science.215pp.）等等呼声出现了。
《批评家之死》的作者先列举了一些“死亡”现象并逐一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一、在英国大学的英文系里，教授们一直在努力地否认文学的价值，这些很有希望成为批评权威的人们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难怪学术上的文学批评家再也成不了公共批评家了，理由是若抛弃了文学的价值，在学术圈外人们的眼中，文学批评的价值则不复存在。二、学者们对“一些著作比另一些著作优秀”的观念给予冷嘲热讽，其殷切程度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在作者看来，批评家就应该是“学识渊博的仲裁者”，而且我们也需要那种能作价值判断的权威批评家，否则就不会有人在乎“批评”，学院外的人们也就不会去读文学批评了。三、随着博客与读者书评的兴起，所有人都成为了批评家，专家不再具有批评的权威了。在作者看来，批评专门家的消亡带来的不是品位的民主化，而是保守主义与重复，读者并不像常吹嘘的那样被赋予了权力，而是变得少有选择或无所适从。四、文学专门知识被自我封闭在学院里，象牙塔与大众街之间的距离从未这么遥远过。学术与非学术批评之间产生鸿沟的原因是“大学人文学科不再关注作品的价值与美学意义”，作者最终还是把引发“批评家之死”怪罪于自己也身临其境的学者圈。在列举了当代批评的以上症状后，作者把谋杀批评家的罪魁祸首――文化研究，带到了宣判席上。他是如此历数其“扼杀批评”的罪状的：任何的文艺作品都以政治的而非美学的（美学被理解成潜在的政治）标准受到审视；反精英、不作高雅与低俗之区分，宣称美学判断不分高下、文学品位完全个人化，这些都让学者在学术圈外影响丧失殆尽。作者最后指出：“批评若放弃了价值判断，就会失去与更广泛大众的联系。”那么，批评的出路在哪里呢？他把“宝”押在了西方大学里的“文学创作课”上，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个课程的师生才真正地把文学作为其本体加以严肃对待。
印刷术自发明到今天，其实已“死而复生”了好多遍：先是告别了木板与雕刻（雕版），而后又告别了泥与版、铅与火（活字），直至发展到数字时代的键盘与胶片，恰如“人生不可能常往不灭”，于是今天就有人干脆提出印刷的彻底死亡了。《印刷死了：数字时代的书籍》的作者，这位纽约出版商写书即意在动员我们放弃对印刷文字的留恋，并指出：“数字化文本即将把书本变为像怀表和钢笔那样的珍奇收藏品。书仅仅是空壳，传播信息的通道，我们对它的依恋是消费主义拜物教在作祟。”于是，他说：“出版商更明智的做法是关注于笔记本电脑与掌上电脑的更大量使用”，“YouTube（视屏网站）和clip-culture（影像拼贴）已经证明你不再需要脚本或剧作家了。”在这个印刷术仍然活着并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这位纽约的出版商虽然自己的观点还是以传统书本的形式为人所知，但显然是在热切地期待其寿终正寝。他似乎更像是IT产业的先锋，对近年来网络媒体的一大特色――互动与用户撰稿情有独钟。但事实果真如他所期待的那样吗？笔者现略举三个例子。一、1999年即出现电子书，迄今已出现了好几代产品，但至今不成气候。有多少人愿意手里拿个丑陋而昂贵的阅读器还要为内容付出不菲的费用呢？二、网上阅读仅对主要登载短小文章的报纸形成一定的挑战，谁愿意盯着屏幕读《罪与罚》这样的长篇呢？三、“维基”的出现，人们往往仅欢呼百科的“草根”化，却忽视了像文化生产质量失控这样的负面结果。网络逐步取代传统印刷，作为一种趋势，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在可见的将来，它们将势必长期共存，互有优势，互不取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也许是半个世纪后的事情在今天兴师动众、哗众取宠以至于弄得人心惶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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