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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中国流行阅读史:精神之痒

2008-04-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陈香 我有话说

摄影/田俊

回望30年的中国流行阅读史,我们发现,30年来,国人的文化轨迹是通过流行阅读辐射出来

的。由于流行阅读投射的是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时代之阅读是国人的集体吁求和想像,所以,流行阅读与时代文化心理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一部国人的“心灵史”。不仅如此,可以看到的是,国人的阅读生活受历史环境影响很大,则阅读体现的不仅止于时代文化心理,还是一部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史,社会变迁史和中国发展史。

在这30年的流行阅读轨迹中,其实有脉络可循。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观察,流行阅读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一个整齐划一的阅读共同体走向复杂、无序、庞杂、多向,从深层聚合走向表层、发散式的阅读。

阅读,都是应对时代给出的条件。概而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的阅读,到上世纪90年代“物质”之阅读,再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体”之阅读,30年的阅读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人从计划经济集体中的一员解放出来,成为个体的人;这个个体的人从精神之解放,到具体应对个人的复杂的日常的现实生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将这30年的流行阅读史,概括为一部“个人完成成长史”。

80年代:精神阅读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烨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浪漫”的、“激情”的年代。那时的文学研讨会,大家很容易就在会上论争起来,相持不下;那些77级、78级的大学生,早上四五点钟就去新华书店排队买书。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思想解放运动潮如熔岩般奔流,那是一个洋溢着阅读激情的阅读饥渴时代。

而流行阅读,与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有很强的时代的迫切愿望,重新建构文化统一体的想法,文革后的反思,‘拨乱反正’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阅读,这种阅读与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联系在一起。”陈晓明回忆,那时候,大家在看同一部电影,读同一本书,思考同一个问题,面向同一个困境,向着共同的未来,由一种共同性所承载。而流行阅读,围绕这样一种历史走向展开。

那时,在大众阅读领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痴迷”阅读现象:男性读武侠,女性读言情。武侠的代表是金庸与古龙,言情的代表是琼瑶、亦舒。有意思的是,这些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的来自港台的通俗文化,至今仍有生命力,“开启了后来大众阅读的很重要的线索”。张颐武说。同时,80年代没有纯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分野,纯文学如同流行文学一样流行,文学期刊经常脱销,“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王蒙、刘心武的作品都很流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陶东风告诉读书报。那时候,全中国都在捧读同一部作品,譬如,柯云路的《新星》、张贤亮的《绿化树》,看同一部电影,譬如《天云山传奇》。

80年代初,刚刚洞开国门,国外的文学作品就翻译过来了。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等外国大家的作品都在销行,其中苏俄文学比较多;到了80年代后期,欧美、日本的作品就出来了,比如西德尼・谢尔顿、松本清张的作品等,“都特别热。大家想通过小说了解国外的生活”。白烨告诉读书报。三毛也成为了80年代最热的文化明星之一,其流行的原因,张颐武概括为“8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去旅行,而一个浪迹天涯的女子,她所提供的所谓国际化的经验,传递的那种浪漫气质,打动了一代青年人”。到了80年代后期,汪国真成了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那时候,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其诗集销量达数十万之巨。“汪国真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趣味,表达的主题没有脱出思想解放的范畴,只是用了更通俗的方式。”陶东风评价。

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那样一种启蒙的氛围和语境当中,思想文化著作、尤其是哲学理论书成为时髦。美学热,李泽厚的著作,萨特、尼采,包括80年代后期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成为当时的流行读物,包括柳鸣九的《萨特研究》也销售大热,非常轰动,“他人即地狱”、“人,诗意地栖居”成为一时之流行语。而这与当时的人急切地想把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充分“发现个体”的时代背景有关。

“也许那时的人并不了解存在主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也许那时的人读哲学并非深读,但大家是从哲学里寻找新的世界观,新的对世界的理解。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一个马上要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的基础,渴望从哲学中寻找到这个精神的基础。”张颐武如此解释80年代的“哲学热”。

所以,80年代的阅读出现了这样一种似乎很奇怪的现象,大众把金庸、琼瑶和萨特放在一起,大众文化和高端的哲学并行不悖。“其实这并不奇怪,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沉浸在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之下的,没有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们即使在阅读通俗小说时,也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比如,从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复归。”陶东风解释。据陶东风回忆,譬如,当时的文化精英普遍喜欢邓丽君的歌,但从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费主义,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

于是,在那样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质”的一面,而物质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面。张颐武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让人从过去计划经济中比较压抑人的个性、让个人得不到发挥的氛围中挣脱出来,通过通俗文化达到感性的解放,通过理论和哲学达成理性的革命。

而看起来是天壤之别的两种阅读,构成了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生活。

简单概括,80年代的流行阅读呈现了以下的特征。“其一,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在建构文化统一体的共识之下,出现了阅读共同体;其三,阅读在美学上也没有出现分化。审美趣味本来是非常个人的,但因为时代的精神太强大,把美学的个人趣味给冲掉了。”陈晓明告诉读书报。

显然,这样一种阅读在80年代后期开始分化。

90年代:物质阅读

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走向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解构性的变化。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电影要讲票房,刊物要自负盈亏,过去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大量面向普通阅读群体的东西多了起来,娱乐文化兴盛,大众文化兴起,90年代的流行阅读潮呈现了与80年代迥异的特点,“或者可以称之为坚硬的物质性。”张颐武如是表示。陈晓明则更愿意把这种阅读命名为“破碎式”的阅读,在他看来,这种阅读还呈现出了鲜明的分化主题。“意识形态的整体功能消失,不再起纽带的作用,我们称为阅读共同体的东西开始分化,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分子阅读和大众阅读。”显然,大众与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而是有了很大的分离。知识分子的阅读越来越专业化,社会的角色减弱,学院的学科建构越来越强大;与之同时,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关联度在减小,与时代的关联意识在减小,大众的阅读更趋于休闲、娱乐、消遣,与上述所提到的娱乐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关联在一起。90年代前期,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茫然的年代。“商品大潮冲击下,对自己定位的茫然,对没有经验过的经济的茫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茫然,每个人似乎都表现得很无奈。”白烨回忆,他1993年、1994年参加过苏州、上海的一些会,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得很困惑。当时的文学界从上海发起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背景就是知识分子觉得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整个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媚俗。一时间,大众阅读领域,大量的“上不了台面的”“很俗气”的杂志就冒了出来;与之同时,80年代就盛行的言情和武侠继续大热,以梁凤仪为代表的港台商战言情小说也加入畅销圈,而外国文学阅读已向时尚化转变。尤其是金庸作品,由通俗文学而登堂入室,被经典化。

在我们的观察中,从80年代后期开始热起来的王朔小说,至90年代达至最热,王朔的小说显露出世俗智慧对精英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戏仿与反讽,在彻底的解构面前,生活的物质性和庸常性展露无遗。

有意思的是,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先锋文学,苏童、余华、莫言、格非、马原、孙甘露的作品,到90年代居然成为了一种时尚符号;同样尴尬的还有张爱玲热、林语堂热、梁实秋热、王小波热、《围城》热,以及周作人散文的兴起,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本来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比如,张爱玲的小说被当做了“高等调情”的妙品,她的妙语被滥用,成了女性生活趣味指南;“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钱锺书,因《围城》热卖而走向民间,人们随便套用“围城”的比喻,而其关于人的“存在”窘况的深层意蕴被流行文化“遮蔽”了。1993年引起知识界和大众共同关注的贾平凹作品《废都》,似乎更能说明这种奇怪的阅读图景。一个非常雅的内核用了一个非常俗的包装,知识界看见的是人文精神的崩塌,而大众热议的是“此处删去××字”的情色描写。

90年代,市民化书写、市民审美趣味(人生沉浮、金钱美女、传奇故事、趣味噱头等等)占据了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向。譬如,“新写实”的代表人物池莉的作品,由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跟大众文化趣味一拍即合;一批作家,比如皮皮、张抗抗等,关注当下社会生活中引起的情感、家庭、伦理的变化,《遭遇爱情》、《情爱画廊》等一批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海岩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同时,名人传记广为出现,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等成为时代之偶像。

与之同时,要给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提供解释和思考的流行读物大量出现,《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等通俗读物成为一时之流行,这类情绪化的解读读物似可看做民族主义的兴起;

文化的分层在这个时代变得明显,除了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分离,小资文化出现,一个被称为小资、或者白领的阶层开始崛起,逐步成熟的市场经济培养出一批中等收入者和他们的后备军年轻人,一批给这个群体准备的读物开始大量出现。譬如,《格调》一类的流行读物给这个群体提供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类似于村上春树的作品给他们提供似是而非的文化想像;

90年代中后期,反腐文学、官场文学广为流行,表明了市场经济、经济生活发育成熟的前提下,人们对秩序的渴望,用秩序构建物质生活合法性的渴望;同时,安顿的《绝对隐私》等窥探欲之类的阅读也开始盛行,引领了一批口述实录的出现,这似乎表明,市场经济下的人的生活问题、心理问题,已经没有办法诉诸于整个社会,而变成一种个人自己的命运了。“80年代初潘晓写信的时候,个人心理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是社会问题,到了90年代,这种问题就成了个人的问题了。”张颐武把原因归为市场经济的秩序建立起来了。

世纪之交,《老照片》的出版开启了一个读图时代,二月河清王朝书系开创了电视、图书互动的出版新格局,而实用管理类的书也越来越风行,《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成为一时之流传;大到国家小到组织乃至个人的生涯设计,一波又一波,诸如《学习的革命》、《比尔盖茨给青少年的11条准则》、《哈佛女孩刘亦婷》都表明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个人的发展方式。

综合概括,90年代的阅读呈现出了以下特征。其一,就是分化。“如果说80年代的流行阅读整体还是有一个走向的话,那90年代就非常分化。虽然出了很多阅读潮流,但每种潮流都构不成很大的影响,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时代’。”白烨表示,90年代的阅读是带有明显过渡特征的阅读,是阅读口味与阅读趋向都全面分化的时期。其二,就是娱乐阅读的兴盛。“娱乐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市场,趣味性的阅读或者说欲望阅读盛行一时。”但陈晓明同时认为,这种“快感阅读”本身又包涵着很大程度的错位与错乱,想简单的快乐,又无法摆脱社会时代挥之不去的影响,只能称为“雅快感”阅读。其三,“整个90年代,无论社会还是学界,都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人们的阅读是随意、偶发和破碎的。”陈晓明如是判断。

“90年代是一个从精神解放向物质解放过渡的时期,人们忙于给精神解放奠定物质基础,但反而把精神淹没了。人的生活落到地面,变得平庸、平常,没有高蹈宏大的目标,而物质性变得更坚实。”张颐武用了一个比喻,80年代是头着地站起来,而90年代是倒过来用脚――物质来站立了。

陶东风将原因归为整个社会的变革。“改革开放在80年代和90年代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点,80年代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而90年代则进入了实践层面,操作阶段。”

新世纪:功利阅读

进入新世纪,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身份相适应,新世纪的阅读多向、庞杂、光怪陆离,纷乱繁杂,青春、言情、财经、励志、名人、小资、卡通、网络、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热蹿升,此起彼伏,而在这目迷五色间,我们似又可感受到大众阅读的蓬勃生命力。

“如果说,90年代的大众阅读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化分层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和明显。每一种类型的阅读都有明晰的阅读圈子,原来那种不考虑消费者需求的文化生产模式已经过时。”陶东风总结。陈晓明将新世纪的阅读概括为,由一元走向多元,由明确走到个体自由选择。如果说,80年代的阅读没有群体,只有主体的话,则90年代阅读群体开始分化,至新世纪开始突出。而在这价值取向多元的大众阅读中,白烨判断,“阅读审美的风尚和风潮就是务实、实用”,国人的阅读与现实形成了特别直接粗糙的联系。

首先,这是一个商业图书爆炸性膨胀的年代,商业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企业家取代80年代的哲学家、90年代的文化明星,成为时代的偶像。企业家的传记成为中国梦之一种,广为流行;而中国越来越加入世界大家庭,“告别民族悲情,需要一个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解释,这种解释是理性的探讨,如《世界是平的》,而非90年代的宣泄性的《中国可以说不》;其次,解释中国,通过商业经济来解释中国,而新世纪的中国作为世界新舞台,也激起了国人对大国的想像,《大国崛起》的流行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张颐武告诉读书报。

再而,市场经济靠个人应对生活,而当下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远远甚于80年代,如何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的阅读成为一时之流行。

《孙悟空是个好员工》、《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细节决定成败》、《蓝海战略》、《圈子圈套》等职场书广为流传,一直是白领阶层的主要充电读物,市场的逻辑就是在竞争中胜出,在就业压力下,增加有用性保持竞争力,成为流行阅读主要目的之一。至今仍然畅销不衰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很多人就认为这本“讲史书”更大程度上像是一本职场宝典。

在压力陡增的现实生活中,通过阅读来慰藉心灵,释放压力,也成为流行阅读的风向,如畿米的“都市温情绘本”系列市场大热,抚慰都市人孤独易感的心灵,于丹的论语系列,正是指导人们在市场的压力下寻找心灵的快乐,张颐武将其称之为心灵的“及物”。

近几年来,流行阅读领域似乎也迎来了一股传统文化的复归,书店里各种各样的庄子、老子、孔子,作为精神动物的人,即使生活在物质当下,也仍然需要精神家园的归宿。陶东风认为传统文化热是国人寻找精神家园归宿的一条现实的路,同时又与消费文化间有“很奇怪的合谋”,有经济的杠杆在里面。

而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热等大众阅读,正是为现代人舒缓、释放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提供出口。值得注意的是,至90年代后期互联网崛起以来,流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网络或者网络游戏的影子。“流行文学从网络转场,带有明显的游戏色彩。全然架空历史的想像写作,人物随意进入文本,犹如在游戏中扮演一个角色,成为这类作品的特点。”白烨告诉读书报。与此同时,现代人更关心个人身体的健康,身心健康类书籍热卖,背景是医疗费用的飙升。估计电视里每播放一个因病返贫的故事,书店里就可能多卖出一本《登上健康快车》和《人体使用手册》;每个病人,一走出医院的大门就有冲动去买一本《求医不如求己》。2003年的非典妄图恐吓国人改变饮食习惯、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客观上起到了普及健康教育的作用。同时,新世纪成了80后年轻人文化主导的社会。“韩寒、郭敬明等一批青春写手的崛起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重大文化现象。”陶东风认为。一种全新的青春心理体验、没有历史负重感的写作,取代了原来的社会现实描写。青少年阅读群体壮大,同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青少年也具备相应购买力,并有强烈表达群体愿望的诉求,支持了这样一个写作群体。综上所述,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汹涌的文化潮流,功利阅读成为最主要的阅读动力。究其原因,“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了,社会一方面是功利的,功利的价值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功利的价值其实是无价值,就是实用;另外,文化信仰观念越来越淡薄,关于身体、消费、欲望的满足成为普遍的准则,诚然,焦虑紧张的生活也需要快感阅读去宣泄、缓解。”陈晓明告诉读书报。

30年:阅读与总结

综观30年来的流行阅读,学者们均认为没有孰优孰劣之别。

“看起来80年代的阅读更高雅一些,但是,现在的阅读是,很多偏僻的书也有很多读者,80年代一窝蜂去读海德格尔、萨特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大众阅读者更专业,出现了许多小众爱好者,这些阅读者阅读的能力、知识的水准,比之8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说,80年代的阅读更纯,更天真,则现在的阅读更世故、更实用。”张颐武告诉读书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价值标准没有通约性。随着日常生活的主题越来越突出,个体应对生活的能力也必须要越来越强,则阅读走向更私人化,是一个趋势。”陶东风表示。

“阅读只能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在国人的中心价值观就是解体的,都是个人和功利的,阅读无疑也是被功利主义支配的。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倡导一种阅读,在历史情境中还是可以提出一种理想性的召唤,即使在私人化阅读中还是应该承担一种责任,重建一种文化传承的阅读,这是对人的存在的精神召唤。”陈晓明呼吁。

由此,30年来的大众阅读由虚到实,由集体到分化,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完成了由精神解放、物质着地、到功利应对日常生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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