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中，严歌苓喜欢将人物放置在极致的环境中，使人物于此产生始料不及的意外行为。比如《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土改时从刑场上救下地主公爹藏在红薯窖里等，设计出一种特殊状态，好似以尖锐的凿子在人性表面挑开一个口子，并由此直达人性深不可测之处。她的新作《小姨多鹤》同样是将非常环境推到了极至：日本战败投降，十六岁的日本少女多鹤被胡子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多鹤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而朱小环才是张俭的老婆。不管是在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都使张家的关系暧昧而怪异。她不仅在张家是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而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本就让许多原本平静的事物激化起来，埋在地皮下的隐秘的人性被掀起。这是一个离奇而平实、冷酷而温暖的故事，是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命歌哭。评论家欣慰地指出：“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施战军）
张欣也是一个喜欢将人物放置在极致环境中的女作家，不过她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关怀当代都市人的灵魂安顿。她的作品充分地揭示了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和尴尬，她无疑是当代都市文学的代表者。她的新作《用一生去忘记》写作历时五年，精致诗意，讲述了当代都市不同阶层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走向，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提防，特别是不同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心灵隔阂，使大家难以沟通和信任，由此导致令人遗憾、令人唏嘘的命运遭际。这是当代人的悲剧，也是命运的捉弄。正如作者所言：“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会有它难以预料的结果。”她希望我们能够依赖人性中善的力量帮助我们穿越焦虑和绝望，生活得心平气和。
严歌苓和张欣对人性都有透彻的醒悟和深刻的揭露，但她们都是善良的理想主义者，她们的梦想都没有破灭过，她们对笔下的人物永远深具关怀之心。在这个冰冷的物质世界，她们的作品给了我们文学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