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成一村
阅读风气的形成是一个时期政治、学术的综合体现。一方面，我们说阅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因而，这一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另一
一、推荐书目在中国
不少读书人都认为：图书典籍浩如烟海，在阅读时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往往通过书目，来了解图书典籍的状况，明晓读书的门径。
在我国，推荐书目应传统官学、家塾、书院与科举制度的需要，很早就发展起来了，早在唐代，推荐书目就很受青年士子们的欢迎。到了元代初年，学者程端礼（1271~1345）把朱熹以来在书院、私塾教育中所创造的经验加以总结和发展，写成《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读书据朱熹读书法，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冰，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六条，加以发挥，提出了具体的读书计划和读书内容。明末陆世仪在他的《思辨录》中，曾为青少年开列了一个阅读书目。清朝康熙年间，由李?口授，门人李士?手录的《读书次第》，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指导读书治学的书目。此后，龙启瑞于道光年间撰《经籍举要》，为学子开列经史子集四部典籍要目，以程朱理学为宗旨，推崇考据和桐城古文。光绪初年，张之洞因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相问，根据当时情况，挑选两千二百余种图书，编成《书目答问》一书，以指示诸生治学门径。此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问世后很有影响。
以上书目在科举时代都发生过广泛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科举的废弃和知识的更新，这些书目的影响和作用愈来愈小。
二、传统经典阅读的变迁
在20世纪，传统经典是否还具有生命力，是否还能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一问题在20世纪初就已被提出。随着科举与清王朝的结束，传统典籍与知识分子就越来越疏远了。有些知识分子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应该说，传统典籍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在20世纪，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但这不等于说，传统典籍就已失去了生命力。
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但由于传统教育的影响，当时一些中小学生仍然阅读大量的传统经典。如1905年出生的姚名达，中学时代曾习读过《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同年出生的蔡尚思，在中学时代阅读过先秦诸子、韩文、《史记》、《庄子》等书。1907年出生的严北溟，在17岁前读过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等书。先师张舜徽先生，1911年生，7岁时学习王氏《文字蒙求》、段注《说文解字》等一系列小学书籍，随后习读《四书》、《五经》等。(上述材料参见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相关辞条，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他在1930年上大学前于家塾中习读的都是传统经典：《孝经》、《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古文辞类纂》、《史记》、《韩非子》、《尚书》、《周易》、《说文解字》等。这些人都有很好的国学根柢，这也决定了他们日后的研究路向。这一代学人之后，中国学人，在中小学阶段，就极少有人受过传统经典的系统训练了。
当时，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之外，学生们常常受到家庭或社会的影响，有较多的机会阅读传统经典。社会上一些知名学者也向中学生推荐传统经典。
1920年，胡适曾开列一份《中学国学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从《诗经》、《论语》，到《史记》、《汉书》，从陶渊明、李白，到欧阳修、马致远，皆入其选。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二册上发表《中学国文书目》，收录39种古籍。他认为“凡习国文，贵在知本达用，发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中学诸生，年在成童之上，记诵之力方强，博学笃志，将以此始。若导以佻奇，则终身无就”。章氏推荐的传统经典，大多不适合中学生阅读，如《诗毛传郑笺》、《春秋左传杜解》、《二程遗书》、《颜氏学记》、《清服制图》等，另附有“总参考书”，如录有《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府厅州县志》等。
让中小学生阅读众多传统经典，特别是读那些专深的古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1949年以后，中小学生除阅读少量古诗文外，都是通过改编、绘图本或白话本等形式，间接了解传统经典的内容。
三、推荐经典之争（1）：胡适与梁启超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病逝于台湾。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尝试集》等。
1920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开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根据它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胡适的书目，有几点值得注意：
（1）不收“小学”方面的书。胡适在书目的序言中认为：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
（2）不收前四史与《资治通鉴》等书。这一点，颇受时人与后人的非议。
（3）收录古典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从国学的角度看，这些书不受学者重视。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年轻时从师康有为，师徒力主变法维新，时称“康梁”。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晚年讲学于清华学校等，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长于史学，颇多建树。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
1923年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约160种。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此书目，开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当时，梁启超就胡适的书目写过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文章，梁启超说：“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梁启超认为，史部书是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应不收。
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0种。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四、推荐经典之争（2）：中与西
1925年，在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求启示，当时有70余位学者作家应征。其中鲁迅认为，看中国书让人脱离人生，“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一观点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并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推荐书目的推荐者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
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HaraceShipp），不加时间地域与主题的限制，只就“最重要的书”，选出十本“震撼世界的书”，这里没有中国人的书。
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这里也没有中国人的书。
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RobertB．Downs）曾写过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书中选择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后他又写了一本《自1492年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提要》。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录中国人的著作。在后一本书的《导言》里，作者虽然承认东方的经典，“其中有许多书同样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书还是被“略去了”。
另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CliftonFadiman）曾出版《一生的读书计划》，向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了100部名著，这100部名著也都是欧美人的著作。作者在该书的《前言》里坦陈：“我所读过的东方典籍，并不能在我心中燃起火焰。这也许是因为世界观的限制所致。我曾试读紫式部（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可兰经》、《一千零一夜》、《圣薄伽梵歌》、《奥义书》以及其他十余种东方古典，都不能获得乐趣。因此，老实说，我无法论述这些典籍。”就我们所知，汉籍很早就在东南亚流传并发生广泛影响。17世纪以来汉籍被译介到欧美逐渐增多，在文学、哲学、思想等多方面都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这些中国典籍仍然被上述推荐者所忽略，这确实是“世界观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说，这些推荐者是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的。
可以说，中国人不能不读本国的书，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优秀的著作，这些著作并不比西方的逊色，我们能从中获得很多社会的经验与生活的乐趣，并能成为我们内在精神不断成长的泉源。
五、推荐经典之争（3）：人文知识与科学精神
1986年，由C・莫里・迪瓦恩等编、美国哈泼―罗出版社出版《最有影响的书》。该书原名为《哈佛大学有影响的书籍指南》（TheHavardGuidetoInfluentialBooks），在书中，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113名教授现身说法，介绍了对他们的思想、事业和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这些教授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专业，在美国及国际上均有一定的声誉。他们的推荐和介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各行各业的读者均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但有一位教授例外，他没有提供书目。他是哈佛大学物理学的教授，叫谢尔登・格拉肖，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他拒绝开书目。他拒绝的原因是，我喜欢的并不一定是学生喜欢的，我喜欢的你们又看不懂。因为他搞的是高深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然后这个教授大发牢骚，他觉得文科的教授喜欢给学生开推荐书目，而且嘲笑理工科的人没文化，就懂得一点技术。这非常不公平。他说：“科学家常常被视为缺乏文化修养的白痴，既不能写，又不愿读。被他们狭窄的专业范围束缚了手脚，活该进入人文主义者蔑视对象的候选人之列。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博览群书，可以与历史学家、读写批评家及其他任何人不分伯仲。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常常（尽管不是始终）在科学上和数学上一窍不通，并以此为荣。我们的谈话必须转向他们关心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关心的东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我们被他们的无知逼到了他们的知识领域里较量才智。”（引自C・莫里・迪瓦恩等编《最有影响的书》中译本第79页，唐润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人文知识与科学精神在推荐书目中不能得到适当均衡的体现。
六、推荐经典之争（4）：元典书目与影响书目
“元典”的概念源自冯天瑜先生的《中国元典精神》。元典可指那些最能代表文化精神的经典。“影响书目”，徐雁认为“是人们以图书文献对人类历史生活进退的影响作用程度而有目的地遴选出的图书文献目录”。
1982年，蔡尚思在他的《中国文化基础书目》（《中国文化史要论》第7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基础上提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40种书，分文学、史学、哲学思想和科学四个方面。该书目刊载于《书林》1982年第5期上。未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施蛰存、胡道静等，他们先后在《书林》上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没有一个标准。但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经典的认识。
此后，受国外“影响书目”的影响，由王余光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1989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民族各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的30本书（另附3本），它侧重于从书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深入而系统地剖析了它们对读者在思想深处的巨大作用。该书的写成，正值“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此时也正是文化问题讨论极为激烈之际。正如若谷在评论该书时所说：
中国文化，当它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历经辉煌显赫或萧条冷寂的里程后，到本世纪80年代，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活跃期。一时间，中国文化、民族传统成为学术界的中心课题，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性的“文化热”。《影响中国历史的30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作者参与文化讨论的一份献辞。值得提出的是，当“文化热”的主旋律，随着开放时代西方文化学说的大量引进，而对本土文化表现出责难多于公允评判、唾弃先于深入认识的倾向时，本书的这些年轻作者们，则努力从历史的理性和民族的良知出发，来分析、思考、评述问题，因而在书中表现出了比较成熟、理智和公允的态度。（引自若谷：《书在历史的进程中》、《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993年，韩国建国大学韩仁熙博士与高丽大学李东哲博士合作将《影响中国历史的30本书》译成韩文，由汉城知永社出版。1994年由台湾洪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繁体字本。
《影响中国历史的30本书》出版后，仿作或相关书籍颇有层出不穷之势，据统计，1990至2000年间，国内出版关于影响书目的书籍有20多种，这也反映了读书界、出版界对“文献典籍与文明进程”这一论题的热心讨论与关注。
七、其他名人推荐书目
五四运动以后，传统经典逐步退出了中小学生阅读的领域。对大学生或一般读者来说，传统经典仍然是他们阅读的重要读物，不少学者也很热心向他们开列推荐书目。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如下诸家。1、朱自清的《经典常谈》
朱自清（1898~1948），文学家、学者。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留学英国并漫游欧洲大陆。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文艺论集《诗言志辨》等。
本书初版于1942年,开列了十余部经典，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其中辞赋、诗、文三篇因作品繁多，只叙其源流。2、钱穆的推荐书目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史学家。193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执教，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迁居台北。著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等。
1946年，钱穆在昆明给文史研究班学生开列了《文史书目举要》。1970年，钱穆在台北为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课程，并出版《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该书推荐史学名著26种。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惠能）、近思录（朱熹，吕祖谦辑）、传习录（王守仁）。3、张舜徽的推荐书目
张舜徽（1911~1992），著名学者，湖南沅江人，先后在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说文解字约注》、《中国文献学》等。
1947年，张舜徽在兰州大学受学生之请，开列《初学求书简目》（见《旧学辑存》，齐鲁书社1988年版），认为“读书以识字为先，学文以多读为本。必于二者深造有得，而后可以理解群书”。十年之后，张舜徽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并出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文革后，作者对该书进行了修订，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籍要籍举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在上述基础上，1983年，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古史、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实录、制度史、学术史、传记、地理方志、杂史、史评史论、史考、金石甲骨考证、历史研究法、笔记、类书丛书、文编、书目、表谱、索引辞典等类，收历代史学名著约200余种。
1990年，张舜徽出版《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到阅读汉代著述的纲要，他说：“余平生诱诲新进及所以自励，恒谓读汉人书，必须精熟数种以为之纲。一曰《太史公记》，二曰《淮南王书》，三曰《汉书艺文志》，四曰王充《论衡》，五曰许慎《说文》。”
八、结语：让我们接近客观
也许，任何一部推荐书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推荐者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准确、客观地去了解、选择、阅读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王余光等人于20世纪末，收集了80种中外经典推荐书目（中国的推荐书目54种，外国的推荐书目26种），运用了计量的方法，对这80种书目所推荐的书进行统计，以各书被推荐次数的多少为序，列出四份目录：《中国名著排行榜》、《外国名著排行榜》、《中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外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这些书目不带有编者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荐名著方面，应该说更加公允、准确与客观。在此基础上，王余光主编《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一书，1999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依据上述排行榜，在中国著作中，排名第一是《诗经》，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外国著作中排名第一。这两种作品都是用韵文写成的，看来韵文更受人们的欢迎。当然，仅仅是韵文还不够，这要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不是真正优秀的。
就被推荐的中国著作而言，排在前十名的是：
诗经
史记
庄子
老子
论语
孟子
韩非子
楚辞
左传
荀子
这十种书都是公元前的著作，最晚成书的《史记》距今也有2000余年了。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珍古典重基础的心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上这些著作，真正是中国学术之源。同时，正如韩国学者韩仁熙、李东哲所说，这些“古典名著，都反映出古代生活与文明，并历代而下，不断被加入新的阐释和理解，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而许多求知活动所涉及的领域正是依靠这些阐释和理解建构起来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韩文本译后记，汉城：知永社1993年）。这些书之所以被推崇，它们也有别于那些畅销书。时下出版界总乐于追求浅易、有趣与可读性强的读物，并不注重书的深度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度。相反，这些被推荐的书内容艰深，也谈不上有趣，但其思想、内容或概念被广泛传播，不少人是通过“二渠道”（如介绍性书籍、译本、媒体或课堂）去了解它们而非阅读原书的。因而，这些书在现时代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就被推荐的外国著作来看，排在前十名的是：
莎士比亚作品
圣经
对话录（柏拉图）
荷马史诗
物种起源（达尔文）
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马克・吐温）
红与黑（司汤达）
草叶集（惠特曼）
神曲（但丁）
以上十种除《物种起源》外，都可以被看成是文学作品。
阅读，是一项很个性化的话动，尊重读者的个性化选择十分必要。但这并不否定，阅读是一种社会现象，带有倾向性。而推荐书目就体现了这种倾向性。因而，一部客观的推荐书目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