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的回答来自这本书的“后记”里，作者与吴宗国先生的一段对话。孟先生的问题是：“历史研究如何发挥推动历史的作用？”而吴先生的回答很简单：“转变为常识。”作者的问话显然比我的疑问包含了更高远的目标和更多的期待。我不揣冒昧更愿意辨析一下历史应转化为何种“常识”？
常识亦是一种知识。唐高宗的父亲太宗有段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知得失。
于帝王而言，历史之价值在于知兴衰，于百姓而言，历史之价值在何处？更直观、更有启发性的回答则来自对《唐高宗的真相》的阅读。于平民而言，知道了真相固然长才，但要论化入其日用行藏，就必须触发心灵、凝为感悟，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平民的“常识”。
“还原历史本真”，但不将唐高宗仅仅定格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将其“当下化”为平民百姓可以感同身受的人，这是作者力求达到的效果。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历史记载，以怀疑的态度分析历史过程，这或许是学者的“历史意识”，而对于一本普及性历史读物来说，传达给平民的历史意识则应该是“今人之心比古人之心”。毕竟―――除了那些以历史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有多少人会在乎房遗爱是不是真的想要谋反或者李?是不是真的支持武则天掌权呢？
中国古代的历史写作，往往把“教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为了传达“正确”的政治意识、伦理道德，历史记载的歪曲不实之处比比皆是。关于李治、武则天的记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作者认为，是后世，尤其是宋代的历史学家为了防范武则天式的女主掌权再次出现，因而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连带着也把唐高宗弱智化，把他写成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其中，尤其以宋代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发挥的作用为大，这又与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参与政局的政治现实相关。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里，作者不知不觉地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历史记载并不就等于是历史事实，二是记载与事实的偏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因应现实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领悟这些信息，实际上就已经是在培育历史意识了。当前的绝大多数历史类普及读物，或以“事实”的全面丰富标榜、或以行文的生动幽默自夸，但在向读者传达历史意识上往往多有不足。恰恰在这一点上，《唐高宗的真相》独具匠心，高出同侪。
其实，不论是古人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还是今人提倡的人文素质的提高、独立思考精神的培育，最重要的就在于历史意识的提高，而不是掌握更多的所谓“史实”材料。因为历史学的意义，绝不在于能使人充实谈资或者附庸风雅，而是使人有能力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世界、判断是非、引领生活。所谓“转化为常识”，绝不是说让读者记住哪个皇帝姓甚名谁、哪场战斗发生在某年某月、哪件功绩是谁人所为这样的“常识”，而是潜移默化地培育读者的历史意识、把历史意识转变为读者的“常识”。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作者在全书中没有一处直接提到“历史意识”这个颇有几分难解的词汇，而是把它浸透在全书的讲述中。文字生动、语言活泼，颇有几分口语化的行文使读者仿佛亲耳聆听。作者使讲述历史还原到“讲故事”最原初、同时却又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作者又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史学工作者，对于问题的论证绝不轻忽。可贵的是，这种论证，绝非板着脸地、冷冰冰地摆出专业人士的架子，而是结合材料，揆之以情、考之以理，再用生动的方式讲述出来。比较典型的如“高宗突围”一讲中讨论为什么在永徽五年，唐高宗对待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态度忽然变得强硬起来。作者认为，这是遭遇大水险死生还和即将再为人父这样的人生经验带来的变化。这样的分析，很难找到什么坚实的证据来坐实确证，这不是历史学科惯常使用的分析手段，在专门的史学研究中很难有立足之地。但是很显然，这样一来，唐高宗李治就不再是停留在纸上的名字和一个模糊不清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每一个拥有类似人生体悟的人都会对此报以会心一笑。这样的分析方法，似乎比“这是君臣矛盾长期积累而导致的结果”之类的论述，让人更加容易领悟和信服；而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也比一板一眼地考证、论述更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使人们感觉到历史的可亲、可爱。
但《唐高宗的真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或许是太急于拨正唐高宗被扭曲的“真相”，作者如同褚遂良和李治一般，有一点用力过猛，有一点矫枉过正了。比如李治少年时代的“用弱”、韬光养晦，到底是为了取得太子地位的有意为之还是性格、地位使然？李治禁止王皇后的母亲入宫到底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深思熟虑还是事件发展的偶然性起了作用？人真的可以如此有计划、有步骤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吗？这些问题，或许很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怎样的历史，才能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不再是乏人问津屠龙之术？似乎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历史变得通俗、生动，把历史知识变成“常识”。于是，通俗历史读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比较而言，《唐高宗的真相》不是第一本，也未必是最优秀的一本，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因为它不再把目光局限在讲述历史“事实”或者品评人物“是非”，而是关注历史的“真相”如何被扭曲。这或许就是阅读这本书的最大收获。
